2014年6月22日 星期日

記者與作家基金會主席Mustafa Yeşil先生接受Taraf 日報者記者娜舍.杜哲爾女士專訪內容

Taraf 日報者記者娜舍.杜哲爾女士針對(葛蘭)志願服務運動採訪了記者與作家基金會的主席穆斯塔法.葉席爾先生(Mr. Mustafa Yeşil)。本文內容曾於2012年5月7日以土耳其文刊載於該報紙版面。志願服務運動最近又再度遭人破壞名譽。記者娜舍.杜哲爾女士針對大眾皆有興趣之題目對記者與作家基金會主席穆斯塔法.葉席爾先生(Mr. Mustafa Yeşil)做了採訪。Hizmet運動的新聞社將本文英文版全部內容刊載於該會網頁上。那些曾經被提出來探討的議題依然引起大眾探討的興趣,看來這類討論將永遠不停地持續地被人探討下去。

問:為何要專訪穆斯塔法.葉席爾先生(Mr. Mustafa Yeşil)?

最近在土耳其發生的一則頗受人爭議的話題即,發生於政府當局跟志願服務運動之間的一些衝突。國家情報局局長受到經特別指派的檢察官傳喚並對他做調查。因為奧斯陸協議跟庫德工人黨所做出的協議更進一步地破壞了雙方之間的關係。因而造成志願服務運動不得不發表兩則冗長的聲明來向社會大眾做解釋。先前當他們[利他行動者,或志願服務運動]出現在媒體前時通常都在探討一系列已被他們促成的事務和社會工程,然而現在卻破天荒的認為有必要站出來向社會大眾解釋他們跟國家和政治之間的立場與關係,並希望說明他們持的立場到底為何;以及所希望實現的目標為何等等訴求。發生於政府和志願服務運動之間的衝突是土耳其國內近期最受到社會大眾一再討論的話題。該案事件的發展是這樣的...,當奧斯陸協議跟PKK談判案破裂,國家安全局局長遭到政府特派的檢察官的偵訊和審問時。更進一步地造成了兩者之間關係的惡化。這起事件所造成的一個結果是志願服務運動必需發出兩項冗長的聲明稿來向社會大眾澄清一些事情的原委。先前當這個運動於電視台露臉時絕大多數的時間都是在探討它們各項成功的事蹟,然而史無前例地這回他們竟然需要針對他們自己跟政府和政治之間的關係向大眾做出解釋;並向大眾說明他們所秉持的立場,以及希望達成的目標為何等等。因此我們特別走訪了記者與作家金金會的主席穆斯塔法.葉席爾先生(Mr. Mustafa Yeşil)。針對何為志願服務運動?這個公民社會運動究竟是如何在運轉?並針對它們所經營的學校,課輔中心,其志工成員們究竟來自何種社會背景及其身分;以及在政府的警政和司法檢調單位內是否也聚集著這些志工的身影等等事項來做深入的了解。同時,主席穆斯塔法.葉席爾先生也被詢問及有關志願服務運動是否跟Ahmet Şık遭到逮捕及國間安全局秘書遭到傳喚有任何的關聯,還有關於國家與政治和志願服務運動三者間之關係為何,發生於國家安全局的危機,法土拉.葛蘭先生為何要批評正義發展黨和總理Erdogan閣下等,還針對庫德族議題,和志願服務運動究竟是否支持政府的政策等等議題。史無前例地,國內的一家報紙針對一位並非該公民運動的精神領袖人物法土拉.葛蘭反倒是其他人(新聞記者與作家基金會的主席,穆斯塔法.葉席爾先生Mustafa Yeşil)做此專訪。穆斯塔法.葉席爾先生畢業於土耳其第二大學府的瑪馬拉大學的神學院,曾任職於土耳其最暢銷報紙,讚滿日報特派倫敦的代表,現任志願服務運動最具代表性組織之一的”記者與作家金金會”的主席。

Taraf 日報者記者娜舍.杜哲爾女士問:請問您個人是志願服務運動志工的一員嗎?

記者與作家基金會主席穆斯塔法.葉席爾先生答道:如果說您所指的這個志工是所謂的受了葛蘭先生的理想和情感感召後將其納入個人生活規範系統中,實踐它們而變成一種被人遵循的原則和理想的話,那麼,是的,您可以說我是這等人其中的一位。


記者問:您當初是如何接觸到這個運動的呢?

答:我從大學畢業以後便積極地參與這個運動的各種活動。在那之前我曾經就讀於伊瑪目Hatip高中。在中學時代我就已經聽聞過葛蘭大老師的名諱。我曾經聽過他講道的錄音帶,也看過他所撰寫的各類書籍。在那些個年代裡,這些書籍和錄音帶對於土耳其人而言全都是極為重要的精神糧食和心靈慰藉。對生活在我們那個時代裡的人而言,大老師所代表著的是那種極為傑出的理想的那種榜樣。

問:身為志願服務運動一員的意義在哪裡呢?

答:我想說明一件事,您所謂的”運動成員”是一種不正確的講法,所以通常我們都不這麼稱呼自己。而我們比較喜歡稱自己是”喜歡(很樂意)為人付出的人”因為這個運動並不具所謂的會員制度,更沒有所謂的入會、退會,或是任何定期聚會等的形式和儀式。

問:難道說這個運動的成員們向來都不做任何形式的聚會嗎?

答:他們當然會聚在一起啦!但他們是因為各種社會服務工程的需求才會聚在一起討論一些相關的事務的, 例如學校的校長跟老師們舉行的會議、商務人士跟他們董事會裡的成員們舉行的會議、某一個基金會與它管理階層人員之間所舉行的會議等。然這並不是一種具有會員制形式的那種集會。

問:為何不是呢?

答:比較正確的說法應該是要稱這些運動的參與者為”支持者”或”志工”比較恰當一些。因為這是一個由一群很願意為大眾付出,並且對志願服務非常感興趣的人群所組織起來的一個運動。很自然的這其中就會有人願意扛起某種形式、程度的責任來,而另一些人則要嘛就以金錢的形式來做付出,要嘛就以志願勞動的形式或是付出一些自己的時間的方式來為大眾做出利他的事情,反正這群人就是因為為了喜歡也願意付出而聚集在一起的。而圈外人士則持中立的立場來看待我們這些行為,外人對這個運動的評語通常都是”這群人並未懷有任何不良之意圖”。

問:這個運動裡是否存有任何階級制度?

答:如果您希望知道這個組織是否存有一種所謂由上而下的,那種被人下達命令、接受布告、計劃等的架構形式,並且該項被下達的命令得被逐字尊從的話,那麼答案便是否定的。或許我們可以被這麼看待:當任何一項計劃即將被執行時,這個運動裡就會有這麼一個人站出來參與執行一種類似跟大家做協調協調者的工作。各個組織都各有各自的合法董事會及董事長。葛蘭大老師純粹只扮演著一個精神領航者的角色罷了;他既未參與也沒在這項志願服務運動中扮演任何一種管理或[任何其他形式的]領導者的角色。

問:貴組織內有各種大大小小不同的組織,有跟教育、新聞媒體,甚至跟其他領域相關的各種組織。都是由誰來選舉出這些組織的董事會的呢?

所有一切事務,任何跟職位的認命、工作執掌的分配,都是經由各個基金會或是成立的公司,由其在地所屬的機構來做工作上的分配。我們這種基金會並非類似一般由會員所組織成立的那種基金會的形式和功能,而是由所謂的”受託管理人”的這種形式的董事會來負起經營和管理的責任。因此,我們這個組織並沒有會員而是由一群群志願的贊助(捐助)者所組織成立起來的團體。讓我們舉個例子來講吧,就先拿志願服務運動最為人知的興學工程來跟您做解釋吧。這個運動的義務捐助者於1982年在土耳其西岸的伊茲密爾省成立了第一間學校,它是由一個名為Akyazili的基金會所成立的學校。該基金會董事會裡的受託管理人於是決定所有一切跟這間學校相關的一切大小事務,及所有的人事行政上的認命工作,並且訂定該校校長、教師,行政人員之所有工作執掌,責任和內容。

問:貴組織中是否派有專職人員負責各個不同城市之會務呢?

這個志願服務運動有可能在各個不同的城市裡成立各類不同的學校、高等學府、商務協會、各種基金會、協會等等.. .. 但我們這些組織並非您所想像和認定的那種組織。現容許我跟您做個解說吧,一些在科學與智識層面與我們的大老師葛蘭先生交往很頻繁的人士,當這些人士的感想或理想在經過商議(請教)之後,其原先的思想獲得提升,而志願服務運動的信條或許就在此刻讓人理解了。這些智識份子們或許可以運用對大眾做演講的方式,也或許以安排各類的會議,或大小專題研討會等方式,其目的只為了替大眾的情感面和精神層面謀福利。我們尊稱這些人們為”大哥”(比我們年長的哥哥)。就像葛蘭大老師一樣,這些”大哥”們並不隸屬於任何一種大眾所認知的那種管理階層的概念。

問:瞭解了,那麼究竟是由誰來決定,該如何、在何時、何地舉辦這些會議或專題研討會的呢?

喔!如要回答您的這個問題可能需要花掉很多時間.. .. 好,且讓我們來這麼提問問題吧。如果您能根據不同性質的社會工程內容來提問,我可能較容易可以提供您滿意的答案。

問:究竟是誰在經營那些課業輔導中心的呢?

這些課輔中心是由那些設立它們的公司行號或是基金會來做經營和管理的動作。舉例來說,某間公司行號的名下或許可能擁有二十間課輔中心。為了在資源和經驗上做分享,這些個課輔中心可能會共同舉辦一些研討會、或參加訓練經營管理者的訓練營、參與內部人事招募和人資能力提升等各種不同類別的會議。而這間公司行號的董事會則負責執行並計劃所有旗下所屬之課輔中心的各類大小會議和工作綱領及計劃等工作。就因為所有課輔中心的經營管理階層皆來自於同樣的背景,它們全都遵循著相同的規範與原則,於是土耳其舉國上下所有課輔中心的經營管理模式都是大同小異的。


問:這個運動的背後總共有多少位支持者呢?

如要計算所有的參與者的話,這兒可能會有困難喔。如您光只是要計算世界各國所有學校裡老師的人數的話.. .. 那麼,如今世界上(包括土耳其本土和國外)屈指算算總共有超過一千多間學校。如果以某一間學校雇用超過十位教師這個數字來計算的話,那麼所有的學校總加起來的師資數量就已經超過一萬位老師了。除此之外,另外還有商務協會組織裡面的志工們。還有那些鍾愛志願服務運動理念的媒體人士們。總加起來一共約有超過數百萬的人士熱愛並正參與著這項志願服務的利他運動。

問:這個運動運作的目的究竟為何?

這個運動裡有”本土的”和”國際的”兩種目標。本土性的目標是希望透過接受過高等教育並具實力的資優土耳其人連結起來,來把自己的國家帶往無論是在科學上,經濟上、政治上,和教育上應該獲得的那種地位。

問:貴組織不但興建有學校、設有課輔中心、工商業公司行號等,更還有商務人士在幫助推動興學的方案和在推廣經濟上做出努力。您們還擁有報紙、電視台、雜誌社等事業體。您們經營這些事業的目的為何?

經營這些機構並無任何不妥之處。媒體是一種攸關掌管公共意識語言的機構。您能夠想像有口難言之苦嗎?我們第一批興建的學校成立於1983-84年間。1986年讚滿日報成立並加入發行。值得一提的事情是,這些好事應該獲得社會的讚揚,值得且應該要讓大眾知道的好事。否則你又如何能夠反駁那些用盡伎兩來污衊你良善的意念和舉動,還又玷汙你純淨名聲的人或團體呢?還有,你又該如何做自我表述呢?因此一個運動需要仰賴媒體來宣達其理念,就像是人需要舌頭才能講話,才能做自我表述是一樣的道理。

問:那麼貴組織的國際性目標又是什麼呢?

大老師葛蘭先生曾經說過:“我們正進行各種有益人類的社會工程,我們唯一的目的只是希望能夠在世界上醞釀出一種[共存共榮]的文化來,因為這個世界的和平與否跟世界大同的目標唯有透過這種文化才得以實踐出來。”我們這個運動在世界上的140個國家中共有超過一千所的學校;其中的15間是高等的學府(大學)。

問:貴組織在土耳其境內總共有幾間大學呢?

我們在土耳其境內共有約300 至350間學校,其中的8至10 間是大學。當然,除此之外在國際社會上推廣我們的學校將會因著那些從我們的土耳其學校裡畢業出去的學生而在國際社會上更能夠有利的推廣土耳其。那些從我們學校裡畢業出去的學生們將有助土耳其獲得國際社會的認可。

問:請問從貴組織興辦的學校裡畢業的學生總共有多少位?

難以估計,有數不清的數量.. ..。

問:您會鼓勵這些畢業生們在政府的單位裡任職嗎 ?

當然啦!這,理應沒有任何不妥之處吧?在今日的世界裡,一個國家能夠勝出唯有靠著那個國家裡的優秀傑出份子才能夠去跟其他的國家做競爭,這種論調應該還算合理吧?

問:據消息指出,政府的警政單位裡有很多的公僕都是志願服務運動的志工。您是否能夠提出任何的數據?

在我國警政單位裡任公職的公僕們都是這個國家的兒女。這些人全都是安納托利亞的子民。這些人同時也是我們鄰國的子民。一當人們提起這些為數甚巨且熱愛這個志願服務運動的人口之時,這些人口不僅只存在於警政單位裡頭,他們還存在於整個社會上,在經濟經融業裡也有他們的蹤影、在觀光旅遊業裡、農畜牧業中、管理階層,還有政府的行政機關裡,處處皆可見到這些熱愛志願服務運動人群的蹤影。

問:我國的政府依然經不起被審核、無法接受檢視、更不能夠接受質詢。除此以外,政府仍然無法實踐政策透明化。您光是看看Ergenekon案結果便知曉答案了。這個國家的運作依然遭受幾個個體和團體的掌控。就也因為這些個緣故,土耳其無法成為真正的法治國度。因此也才會出現各種使勁兒要阻撓國家進步的阻力不斷地出現的現象。以您的觀點來看,您是否會認為這是個蠻恐怖的國家?

唯一可以阻止這種令人感到驚駭的方法是,唯有當政府能夠真正的落實了透明化施政的時候,所有的問題才得以得到解決。當人民心生恐懼並且當這種狀態演進到某一種程度和狀態時,人民就應當進入到政府的機關裡去任公職,並在自我的意識上認知到一件事情,即”這是我們的國家”,唯有具有這種意識我們的國家才有救。

問:當一個國家希望不再遭受任何一種勢力的掌控時,此時唯有施行真正的法治民主時才能成功。此時任職政府機關裡的公僕,無論他們正支持哪一個團體、社群、圈圈、或運動,或甚至是意識形態;此時任誰都不再擁有獨操國家大權的機會。然而至今我們的國家並不是那樣的。我國的政治架構依然屬於受到各種勢力聯合起來染指或操控或遭獨霸權勢掌控的那種國家。其中有什麼贊成國家視野的團體啦、支持某個運動的團體啦、挺民族主義,凱末爾主義等等的人士--上述所有這些角色全都存於警政單位,並且各方勢力正互相在跟彼此作對。您是否了解警政單位內的葛蘭志工到底為數多少呢?

我們怎麼可能會知道一個數字呢?假設拿一位在警政單位裡工作的公僕來比喻,這人的心中嚮往志願服務運動的精神,而可能又因為擔心跟其他人分享他的這個認同感時而將遭受不必要的困擾,於是這人選擇不說出口時,這時又怎會有誰知道這人究竟是否為志願服務運動的支持者呢?

問:那麼,困擾從何而生呢?

在過去曾有人遭抹黑為挺葛蘭的警方勢力。在1992到1996年之間,還有一些於2008年在東南部發生的一些行動當中遭抹黑為所謂的”葛蘭警察”的名單遭到公佈。其代價是這些所謂的”葛蘭警察”全都遭受到無由撤職或調職的命運。

問:近期有風聲曾透露:一些個非屬於”葛蘭的” 警察已被釋放了。您認為這消息屬實嗎?

如果真有其事的話,但...這是永遠不可能被核准的。就如同那些未受到公平對待的葛蘭警察們的命運應受到保衛一般地,這些人的權益也理應被尊重並受到保護才對。我請各位注意一件事,志願服務運動並非一個具政治企圖心的組織。假使志願服務運動在政治角勁當中遭到傷害時.. .. 那麼志願服務運動則在一些人的鬥爭中同樣也遭到傷害。因此,這群親志願服務運動的葛蘭警察們唯一的職責便是要確實遵守國家訂定的法律和規範來執法。假設有哪一個自稱是親志願服務運動的人行事不公正,還又侵犯了他人的權利,卻將此種行為嫁禍給志願服務運動時,這便是一種違法的行為了。司法是永遠應當受到維護的。

問:在您看來目前土耳其警政界所面臨的狀況有哪些?

土耳其正受到有史以來最大的報應。在政府黑箱作業下所產生的結果駭人聽聞。社群裡的一些個策動勢力不希望見到政府政策的透明化,為了要阻撓這種透明化的行動,於是這幫人故意將一些使人憂慮的狀況在警政界散佈造成整個社會人心惶惶。於是造成社會大眾對於警政界責備不休。這種狀況導致也造成了一種公眾共同排斥警政司法界現存親志願服務運動公僕的一種負面意識。

問:難道說警政界和檢察官中真的都沒有半個志願服務運動的支持者嗎?

不錯,政府單位裡的確有一些檢察官和警界人士是這個運動的支持者。您想要知道志願服務的願望是什麼嗎?我們希望:”政府應該要將政策透明化來施政和作業。躲躲藏藏、黑箱作業的手法應該要被公諸於世。”就這一點來看,志願服務運動的訴求跟土國政府裡警界與司法界的職責是絲毫沒有一點衝突的。

問:在政府機關裡任公職的志願服務運動志工們平時是否會參與運動的各種集會(或會議)呢?

我曾在一些對外的公開場合裡,如小組討論會啦、研討會,或商務人士的集會中多次遇到過一些來自政府單位的高階官員,跟警界的資深警官參與其中。

問:那麼這些政府的官員有被這個運動授與任何特殊的任務嗎?

沒有啊!他們怎麼會被授與什麼樣的特殊任務呢?所有志願服務運動志工(參與者)們唯一的任務就只有:要盡其所能地去做利他的事情(為他人付出些什麼),依著他們特有的身分地位去更努力的付出,如此而已。

問:那些拘捕Ahmet Şık和 Nedim Şener兩人到案的警界人士是否有將他倆人送交給(親志願服務運動的)檢察官去做進一步的審理呢?

如您期待我做出:”是啊,有的”這樣的回答時,那麼我需要證據來支持這樣的一種陳述。而目前我的手上並沒有任何這類證據可以提供。

問:您可以大聲的說那些政府裡的官員不是您們的成員(志工)嗎?

這...我並不是很確定。我曾詢問過大老師葛蘭先生:您認識這些人和那些檢察官嗎? “ 他回覆道:”我並不認識那些人。”,於是,我又再問:”您不認識那些人,但他們可是曾經聽取過您的建言的人士之一嗎?"大老師回道:”凡聽取過我建言的人都不應該去觸犯司法,更不該逾越了法律的分際才對。而此外,我既無法認出他們誰是誰,也更不認識其中的任何一位。”

問:那麼接下來呢?那現在呢?

對.. .. 現在,至於那些聲稱”這些人是屬於親志願服務運動的人士”的人能夠提出確鑿的證據來支持他們所主張的東西嗎?社會裡存在著一群群喜愛為人付出,也愛這個運動的人是一種很自然的事情。假設這群人的心中(對一些不那麼好的事情)有所圖謀的話,法律和司法自然會處置他們的。這個運動從未聳恿過任何人去使壞。一個公民運動怎會教人為惡呢?法律應該要訂定規範以預防人民去犯罪。除此之外,以一個人的信仰歸屬或意識形態去區分、歸類一個人是一種很不公平的做法。同樣的在從未真實的去認識一個人,去了解他的言行舉止時就隨意地對一個人的性格作出批判也是一種很不對的事情。

問:在一個國家的體制下,由個體所形塑出來的意識形態便是一種不合法的行為,不是嗎?

的確,那肯定是的。如果在一個政府的體制下真的產生了這樣的組織、團體的話,政府就應該要介入取締這種行為,就像處理Ergenekon案一樣。如果有人為了自身的利益而來污衊志願服務運動的話,政府其實也應該要採取必要的措施來加以制止才對。

問:政府的檢察官當中是否有屬於志願服務運動的成員(志工)呢?

當然是可能啊!有何不可呢?這有什麼不對的呢?這個國家裡的法律、規範、法規全都屬於公眾知識。所有的政府公僕應該要遵守才是。

問:現在我這兒有一個問題,在政府機關裡任公僕的志願服務運動成員是否可能放任自己的意識形態來行事呢?

那些在最前線為國家效力的公僕必需對國家保持完全的忠誠才是,當這些人無法對國家保持忠誠度時就無法被認定是對國家忠心耿耿,更不可能算是這個運動的一份子。一個人怎可能在一方面宣稱:”我支持志願服務運動的理念”,但卻同時又去支持另外一種不同的價值觀呢?這種行為根本就是傷害了這個運動的核心精神。

問:您是如何看待遭到拘捕的Ahmet Şık 跟Nedim Şener兩位的呢?

我並不以為任何人有權力就某人所表述出來的理念和言論而就要去逮捕那個人。當司法制度涉入干擾媒體的自由權時則是一種天大的錯誤。所有一切事實都將在司法制度前現行,因此一切都需要接受徹底的調查並蒐取所有相關的證據。我曾看過Ahmet Şık的起訴書。


問:那麼您認為他有罪嗎?

起訴書裡是這麼說的:”這是一起要看是被誰塑造出來,編造出來的事件。”坊間有些臆測認為這些關係是Ergenekon在媒體圈的勢力,企圖誤導這些Ergenekon案件。如果說光靠一本書的內容就造成一個人(Ergenekon)遭到逮捕的話,那麼,那本書裡敘述的內容其實都是陳年老套罷了,根本沒有什麼新鮮內容。其實那本書中所含括的劇情早已在Zübeyir Kındara和Saygı Öztürk的書中出現過了。書中的內容既無法造成任何犯罪的事實,更無法影響志願服務運動絲毫。

問:坊間廣為流傳的一些流言稱:志願服務運動應該為這些逮捕行動負起責任。對此您的看法如何?

有誰能提得出確鑿的證據來證明那些逮捕罪犯的公僕會這麼做是因為他們是這個運動其中的一員呢?

問:那些傳喚中央情報局的局長前去接受審訊的檢察官員到底是否為志願服務運動的成員呢?

這我並不清楚。我個人也正非常的好奇,為何檢察官會傳喚中央情報局長出庭應訊。他們傳人出來應訊的理由是什麼,目的又為何呢?這非常的令人感到好奇。我根本弄不清楚這事情為何會發生,更是弄不懂這背後的動機為何。

問:那麼志願服務運動所屬的媒體又為何要強烈的支持檢察官所下達的決定呢?

在Ergenekon案進行審理當中,全國上下所有的媒體、報紙、電視台不全都支持國內的警察單位,司法系統和政府所做的一切決定的嗎?或許這跟那些是屬於同樣的反應的吧。也許檢察官們心裡想:”國家的政府首長們和軍中的長官們都接受了審訊的傳喚。如果說中央情報局真有什麼不對勁的話,檢調單位理所當然可以傳喚可疑人士前來接受審訊,並深入作調查的啊,這是很理所當然的應對措施嘛。”

問:中央情報局的局長因為跟奧斯陸協議(談判)扯上關係,並以”嫌疑犯”的身分遭傳喚接受審訊的事實。貴運動是否反對政府採取跟PKK所作一系列協商動作的決定呢?

我們的大老師所持的基本立場從未跟政府處裡PKK的政策以及打擊他們的策略唱過反調。相反地,他向來同意也支持政府在因應PKK事務上所做決策的時程,政策和策略。然而跟這個事實相反的論調卻一再的被人處處宣揚不歇。有人是這麼說的:其實政府比較傾向想要跟PKK談判,以緩和他們的訴求。而在另一方面呢,面對KCK的行動時,志願服務運動卻支持要用強烈的手腕以對。但這些全都是無稽之談。


問:但是隸屬志願服務運動的媒體曾為這項嚴厲的政策背過書呢.. ..

志願服務運動並不對其所屬的媒體專欄裡(記者個人)所表達的個人意見負責任。


問:政府的那些跟庫德族問題相關的政策同時也被貴運動所屬的媒體機構支持。在這項訪問的一開頭您曾經表達過,貴組織一切的意見與行動均是透過所屬的媒體機構來做表述。 但現在貴組織為何卻又會在最基本,所謂的”庫德族問題”上走相反的路線呢?

專欄記者所選擇報導的內容理所當然不受我們的限制。據我所知,一直到現在為止葛蘭先生對於所有跟庫德族問題相關的政府政策和協商進程的支持立場依然未改變。


問:請問葛蘭先生支持奧斯陸協商的內容嗎 ?

當我談到有關葛蘭先生所持之基本原則時,葛蘭先生認為”所有一切與PKK有關連的議題,無論是政府的政策也好,或是政府希望實施的模式、策略也罷,一切全都由政府來掌控,決定。” 凡舉當被問到任何有關於庫德族問題時他的答案都如下面所:”我們跟PKK之間的爭鬥是個跟國家安全相關的問題。因此所有一切跟這相關的決策都應該由國家安全局、政府的政策,和政府機構來做決議。這其中當然也包括奧斯陸協議在內,我們跟PKK之間的問題是屬於國家級的問題。跟PKK發生的爭鬥和問題並非我們可以掌控的。


問:貴組織跟中央情報局之間可曾發生過什麼樣的嫌隙嗎?

您所謂的那種衝突是不可能的。但是,在政府部門裡工作的公僕間,和國家體系內的司法和警政系統之間存有一些問題是很普通的事情。而公僕大夥持不相同的意見是一種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


問:中央情報局的局長曾因他在奧斯陸協議中所扮演的角色而遭懷疑為嫌疑犯。為了檢察官跟警方同道,那起被人稱為”中央情報局危機"的重大衝突,現已在政府和司法的系統間正展開。志願服務運動給予檢調單位的支持夠力嗎?假如夠具影響力的話,那又該如何解釋有關於 ”中央情報局危機"一說呢?有關於流傳已久:”志願服務運動在檢調和警察系統內深具影響力” 的那些流言,您對那些流言絲毫不加以解釋,這又為什麼呢?


唉!各式各樣的流言,詆毀和污辱的言語在過去已經滿天飛了四十年了!有人甚至曾說:要在有可能變成基督教國度的古耳其啟動伊斯蘭的律法來治國。為因應這種四處氾濫的假設,近日我們曾發表了一篇極長的說明來加以解釋,同時也澄清了我們的立場。


問:我也感覺到奇怪,為何你們此時才站出來自我澄清呢?當有人指稱你們這個運動跟Ahmet Şık與 Nedim Şener的案子沾上邊時你們並未做出任何正式的回應。但卻當中央情報局的局長受到傳喚時,以及有關政府跟這個運動之間的一些衝突的謠言一出時,你們立即做出長篇的解釋以做為回應。有關志願服務運動的各種指控彼彼皆是。難道單是這現在這個跟政府有衝突的斷言才讓你們感到不舒服的嗎?

有人對於這種假設的衝突和有人利用這些來煽動並從中獲利的狀況.. ..很明顯的事實是任何的一種衝突都將打擊到雙方。政黨的權勢將很自然的失去其原有的威信,甚至受冤枉的我們也將身受其害。

問:那麼,現在請教您一個問題,您認為因為奧斯陸協議事件而傳喚中央情報局的局長的這種做法正確嗎?


干預行為將對一個政黨的權勢和諧與誠信方面造成傷害,同時還對其運作也造成困擾,這些都是不對的行為。但是一般來說,中央情報局的局長應該要受到審訊才是。


問:您最近花了一個星期的時間跟葛蘭先生相處。以您所知,他是否贊同政府所主張的庫德政策呢?

葛蘭先生對於一切政府所提出之認真解決這個問題的政策都表示贊同。但光是這樣就夠了嗎?在我看來並不是的。我們的大老師曾說過:唯有當政府通過了新憲法以因應這些政策時,問題才獲致根本的解決。他也說過:土耳其的一些根本問題唯有靠實施新的憲法才能夠獲得解決。


問:葛蘭先生相信庫德族問題可以透過談判獲得解決嗎?

他說:”政府以武力對付武力的方式是很自然的反應。現在談判會是另一種選擇。而這些行動是否真的會有任何的結果,那就得端看政府要怎麼做了。”


問:事實上逮捕中央情報局的局長讓他接受偵訊的這個動作的下一步事實上就會牽扯上總理,也會讓他得要接受偵訊並被逮捕。對奧斯陸協商過程持疑將會讓事件繼續往上層擴大,事件就會波及至總理對吧?

事情終將會發展成那樣的… 是會牽扯上總理的…這是我從最近情勢的反應中所得到的結論。由於這樣,雙方(政府和這個運動)都將在這些過程中受到傷害,而在這種狀況裡唯一大大獲利的人便是那些正隔岸觀火的人。當前的這種時刻,土耳其正踩著一種既危險又難為的步子,我們真的非常非常的擔憂目前的政府將會日趨疲乏無能,而志願服務運動為社群經營的理性、有益社會的服務工程將遭到玷汙。我們所發表的冗長聲明將可以為這些狀況洗刷一下不白之冤。


問:政府的機構當中是否也存有貴組織的成員(志工)呢?

不無可能的事情,政府機構當中肯定會有一些認同也贊同我們理念的人士,這是無庸置疑的。然而如果您問到政府的機構當中是否存有志願服務運動的組織在內時,那麼答案就是否定的,絕無此事...


問:那麼,國家的議會和立法機構當中是否存有志願服務運動的成員(志工)呢?

那些機構裡是有一些贊同我們的理念的人士。


問:貴組織是否曾推薦過任何一位自己組織裡的候選人呢?


我只知道下面這些訊息:當他們的人前往拜訪大老師並希望他能夠做一些推薦的時候…

問:您所說的那些人是屬於正義發展黨的嗎?

我想是吧…大老師曾提到過兩個堅持要他推薦一些人的名字的人。其中我只認識兩個人。

問:那麼那兩個人是誰呢?

那兩個人分別是İlhan İşbilen 跟 Muhammet Selçuk。

問:您對葛蘭先生對於Mavi Marmara人道救援船隻所做出的聲明的看法是什麼?

大老師提醒說在這種隸屬公民組織內,遵循公民行事原則的人道救援舉動不應該引起兩個國家之間的衝突才對。當然人道救援的行動是值得受到讚揚並且是一種重要的行動。然而他卻指出,任何一種跟援救迦薩走廊行動相關的舉動都不該是造成兩個國家間彼此產生仇視的因素才對。這兩個機構其中的一個是”公民的組織”,而另一個對象卻是”國家”。一個國家的公正與否並不是我們可以去評斷的。然而,當某一個國家宣稱:”你們不要過來時”,那麼這時身為一個公民團體的您就根本不該越界去硬闖。

問:為何一個以宗教精神為根基(出發)的運動要以一種外交的姿態來回應這起事件呢?

針對此事我並不認為他(葛蘭先生)是從一種外交手腕的方向出發來看待這件事情的。我想生活在自己國家裡的公民應該有權力對自己國家裡發生的事務發表意見和看法吧?

問:當 2011年的憲法全民公投時,志願服務運動投注了不少的時間跟精神在運作一種”我同意"的選票結果上。貴運動為何要支持公民投票這個舉動呢?

大老師之所以會支持公民投票這個行動純粹是因為那其中有26個項目將可以獲得改正。他是想如要擊潰軍國主義政策並推進和提升自由的時候,這種公投的行動將可以為土耳其的未來帶來更多更好的機會。它並不是一種帶著政治色彩的態度。大老師希望我們國家能享有更多的自由並中止軍事上的監控。您不妨想看看,在志願服務運動過去運作的四十年裡大老師葛蘭先生何曾發表過類似現在的這些聲明呢?對!這類事件在過去還從未發生過呢。

問:您對於正義發展黨(AKP )各項政策的看法是什麼?

土耳其已經向前邁進了很多很多。我們可以看到當商人們對於經濟發展發生興趣時有很多人都為之雀躍。而我們這個推行利他行動的組織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順遂,跟平穩的階段。我們期盼眼前的這一切可以持久,但唯一欠缺的就是訂立新憲法!假設目前的狀況無法在施行[新的]民主憲政體制下透過法律來得到保障時,政權隨時會隨著選舉而轉移(改變),一當政權換手時到時一切又將再度從零努力起了。

問:好的,那麼您會如何看待警政人力的派遣這件事情,因為據說他們都是屬於這個運動的成員(志工)呢?

警政人力的派遣是政府部會該做的決定。

問:您會如何看待有人主張正義發展黨(AKP)是抹黑志願服務運動成員(志工),防堵他們進入政府機關任公職的幕後推手的這種主張?

我並不認為過去曾在背後抹黑過他人的正義發展黨(AKP)到今天還再做同樣的事,因為先前他們的所作所為已經在今天受到各界的檢視。大眾也已經看清楚一件事,做出那種事情的人總有一天會被揭發出來的,他們又將遭受到社會大眾什麼樣的質疑呢?

問:貴運動的成員們曾遭到政府抹黑嗎?

這…我並不清楚。我想應該沒有吧。

問:根據傳言所述:近期所有那些被懷疑與貴運動有關連的警政公僕即將面臨調職處置的決定。您認為這種事有可能會發生嗎?

這裡有我個人的一些看法。那些個無法從政府跟志願服務運動之間衝突中獲取任何利益的人士或團體於是便利用政府處理警政司法單位人事命令的結果來大作文章,謀取漁翁之利。這些居心叵測的人或團體企圖引用政府的某些決策並以此為打擊志願服務運動的工具,這些人聲稱政府即將把一些在警政單位裡工作的公僕無預警的調往他處。

問:但是因為中央情報局的危機,這的確引發了政府和志願服務運動之間的嚴重衝突,沒有錯吧?

有心擾亂大眾視聽的人,企圖假借一些志願服務運動根本沒有參與過的行動為手段以導致一些衝突更加的惡化。

問:請問副總理Bulent Arinc閣下究竟是否有跟葛蘭先生碰過面呢?

我對這件事情了解的程度跟您的一樣,詳情我並不清楚。

問:我們從參加副總理跟葛蘭先生會面的記者那裡聽到的消息是,當天葛蘭先生曾當著所有記者的面批評總理艾爾多安。他為何要批評總理和他所屬的正義發展黨(AKP)呢?

葛蘭大老師並不會直接抨擊批評任何人,這也包括他對待我們在內。當他談論到某人某事時,通常他會以一種比較概括的敘述方式來做描述。於是有時候他會為了希望某人更好而對那個他所在乎的人去提點那人的短處。有時他會為了要使那個人收到效果而不忘提醒那人。就像對我來說吧,假設我有讓大老師不甚滿意的特質時,他會做註記,並寫下一些非人身攻擊的話來提點我、鼓勵我去改正。據我所知道的是,我們總理的身上具有非常多深受大老師讚賞的優良特質,大老師仍不忘提點他。

問:那…他(葛蘭)會怎麼做呢?

他會希望:”那些肩頭擔負著國家重責大任的人能夠以寬容且概括性的言語和表述方式來面對大眾”,並且”以寬容且涵括的態度來對待所有人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人應持有一種優雅的姿態,並以柔軟的語調和態度去贏得大眾的心。”大老師的這般言辭並不代表他不喜歡某某人才會這麼做;相反的,他正試著保護那些得他喜愛的人,為了避免他們因步入錯誤而遭受傷害才會這麼做的。

問:您會不會認為類似這種話語最好是要在當事者的面來表白會比較好呢?

大老師如果親自跟這些人碰到面時他肯定會當面跟他們說他心裡的話的。

問:是否可以了解一下志願服務運動跟政府之間的關係?

這個運動對於政治方面的權威並沒有任何興趣。除了幾項對於國家有益的事務之外;其一,要努力使土耳其參加歐盟。其二,民主必需要受到維護和保障。其三,人民的權利與自由必需得到提升。其四,努力脫離受到軍政府的監控。其五,盡快落實新憲法。我們甚至不想去揣測假使新的憲法無法落實時那將會為土耳其帶來什麼樣的一種下場,因為對於我國的未來而言這一步實在是太重要了。畢竟,希望落實新憲法的目的是為了要保障目前所有一切努力出來的成果。

問:志願服務運動是否曾經跟總理商議過有關上面所敘述的種種危機呢?

這個運動的成員當中有一些是總理閣下的朋友。他或許有跟他的這些朋友會過面吧。總理在面對這起跟[中央情報局]有關連的[矛盾]衝突時選擇保持極為鎮定的態度,因為他不希望因此而引發任何緊張情勢的升高,於是他選擇不直接衝撞這個話題。

問:志願服務運動是否曾經聯絡過政府當局呢?

跟政府當局的官員們碰頭有很多種方式。政府單位裡的官員們參加過我們舉辦的活動。除此之外,政府單位的多位部長在我們這個運動裡也都有他們熟識的朋友。而來自社會大眾較關鍵性的看法卻是:”政府與志願服務運動之間不應該發生衝突。”雙方應該要維持良好的關係。假設有人要在他們中間攪和並試圖製造問題的話,那麼其實雙方都應該要試著保持緘默,避免不慎而出口傷害彼此,相對的,如果這種情形真發生時將會導引更多緊繃意識的產生。

問:政府可曾派出中間人前往會晤法土拉.葛蘭先生?

對於這點我並不知情。

問:那麼葛蘭大老師那一方曾否派中間人去拜會過政府主事者呢?

或許並沒有必要要這麼做吧!因為這些討論事項應該都可以在自然的過程中完成。我在想,其實這些問題都是可以透過一般的溝通和討論空間就可以做到的。

問:您是否意識到一件事,其實一般大眾是以一種恐懼的眼光來看待志願服務運動的,特別是媒體那個圈圈?

沒錯。媒體記者們是這麼認為的。那些跟Ahmet Şık相關的事件,警方竊聽的事…等等,但是最終了,這所有一切不過都只是個體跟群眾各自所持的意見和看法罷了。

問:曾經耳聞美國政府其實對於葛蘭先生和志願服務運動並沒有持什麼好印象。您認為造成這種偏見,傳聞的原因會是什麼呢?

首先,一堆在國際論壇先鋒報和紐約時報上被披露出來的文章內容所呈述的意見全都來自土耳其國內的某些人,它們並非真正代表美國人民的心聲。而是,那些刊登出來的觀點有可能是來自土耳其國內的新聞記者自己對事務所持的一種看法吧。第二便是,我們在美國參與利他志業的朋友們因為一系列的公民社會活動已經日漸出名了,並且更為社會大眾知曉了。一個運動的成長和它能見度的提昇對於那個運動而言既有利也有弊!


問:有誰確實知道志願服務運動的成員是誰?

答案是,沒有人清楚…

問:不久前您們曾被稱為是:”葛蘭的支持者”。但,被這麼稱呼似乎並不是讓您們感到很舒服,於是您們開始用”cemaat”[集會]這個字眼。之後您們又選擇了”camia”[社群],接著又是”hareket”[運動]。而現在您們又選擇希望被稱為是:”Hizmet”[利他行動者或,志願服務者]。為何要這麼經常的改變一個團體的名稱呢?

我們向來未曾使用過所謂的”葛蘭的支持者”,或 ”cemaat”[集會]這些名詞。這兩個名稱是由不屬於我們團體的人士給叫出來的。大老師葛蘭曾經說過一句話:”把一件由屬不盡的人,超過好幾百萬人給成就出來的社會工程的桂冠只送給一個人戴是不對的事情。”但是,”cemaat”[集會]這個名詞在土耳其各種不同的文化當中是有其地位存在的,”cemaat”[集會]這個字代表的是一種聚集著正向能量的一種大眾的聚會。因此不太適合拿來形容廣佈於140多個國家裡所散播的利他服務的行為。這種行為只能被稱作是一種:”camia”[社群]的行為。我們決定在最近的幾項聲明中運用”Hizmet”[利他行動者或,志願服務者]這個名稱是因為我們這種行動已經被廣大的大眾以[運動]相稱太多年了。而我們也希望可以推廣”Hizmet”[利他行動者,或志願服務者]這個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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