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2月23日 星期日

一位旅美的土耳其公民向世界傳遞愛與和平共存的信息

訪問者為(國際先驅論壇報資深記者)布萊恩.諾頓先生

Fethullah Gulen
法土拉.葛蘭先生
法土拉.葛蘭這位人物的名號直至最近才被世界媒體界發現。他本人以及受到他教誨的影響而在世界多國所設立的各式學校受到西方智識份子的注目的主要原因是葛蘭先生被西方世界看成一位反激進伊斯蘭教義觀點的土耳其學者。對於歷史,他雖然不帶辯證的眼光,但也不希望被貼上”反什麼跟什麼”那樣的標籤。

土耳其的一位教育家,精神領袖,法土拉.葛蘭先生自1998 住在美國賓西法尼亞洲市郊外的一個小鎮上。那個地點也就是今年稍早本國際先驅論壇報的資深記者布萊恩.諾頓先生訪問葛蘭先生之處。本文以下內容包括採訪當日的訪談內容及稍早之前向葛蘭先生所提出的一些提問的回答;葛蘭先生以土耳其語作答的部份已由他的助理將其內容譯成英文。本篇由諾頓先生採訪和葛蘭先生作答之內容所寫成之文章曾刊載於國際先驅論壇報和紐約時報的官方網頁上。

國際先驅論壇報的資深記者布萊恩.諾頓問:葛蘭先生,請教您,在土耳其您是一位頗具影響力的人物,根據當時國際上的推測,土耳其新上來的政府頗為友善,但是在您赴美接受過醫療手術之後您依然選擇留在美國生活,這項決定主要是來自於您健康方面的考量嗎?

法土拉.葛蘭先生答道:首先我必需要說的是,我向來都與土耳其的每一個政黨維持相同的友善關係並對它們相當尊重,為了國家社稷最大的利益,我也一向都將我最誠摯的觀點與這些政黨團體分享。我個人向來都支持那些重視倫理,重視精神和心靈層面的價值觀,同時也注重人類世俗需求的政黨團體。不論哪一個政黨團體主政皆然。請不要認為我比較接近哪一個政黨,或比較不接受哪一個政黨;我與所有土耳其的政黨保持同等的關係。同樣的,當丹尼茲.白克爾的事件發生後,我並沒有忘了向他致意。

當談論到我個人居住在美國的這件事時,我於1997年因為個人健康的問題前來美國就醫,在醫生診治程序完成後便返回土耳其去了。1999年為了我的健康狀況,我必需又要回到美國接受更進一步的醫療治療。隨後我發現到這個國家帶給我的平靜,特別是我目前居住的這個地區,相較我的祖國而言這裡更為寧靜安逸。我會比較希望居住在美國是因為這兒更寧靜,並且對我的健康情況而言,如需要就醫治療會更方便一些。

此外,在美國生活,我希望可以避免那些來自土耳其、阿富汗、巴基斯坦,或其他國家的那些持過激進的意識形態人士的打擾和傷害。我是美國的客人,如果說我在美國受到任何的傷害和打擾時,這首先將會危害到美國的聲譽。我向來都相信美國是一個不會允許任何其他國家來傷害在她的國土上做客的客人,因為如此一來那會直接威脅到美國的尊嚴和聲望。

因為這個緣故,相較其他國家而言,在這兒生活感覺起來比較平靜。即便我也曾被邀請前往其他國家居住,然而我會決定留在這個平靜的國家裡,特別是在我目前所居住的這個城鎮,因為在此我感受到無比的寧靜與平靜。

國際先驅論壇報的資深記者布萊恩.諾頓問:依據您對美國的觀察,您對於美國的觀感是什麼?

法土拉.葛蘭答道:即使我已經在美國生活了許久,但我並不經常出門,或者該說我沒有太多的機會與美國的朋友做接觸。有礙於我患的疾病,通常我出門只是去醫院讓我的醫生替我做治療或檢查。在本地的醫院裡,我看到一套極為重視道德並遵循嚴謹紀律的醫療體系和制度。同時我也注意到了在美國的醫院裡醫師們都非常詳細地為病患做徹底的診察,也很願意在醫療照護方面盡最大的心力來救治病患。在這裡病患得到非常優質的醫療照護,讓我深感古希臘”醫學之父(Hippocrates西波克拉抵)”誓言的體現處處可見。

另外因為我在土耳其有一個法律方面的訴訟案,為了要請律師撰寫一份能讓我把我的證詞送往國外的具結書,因此必需經常要去紐澤西州的一位律師那兒。在法庭內我眼見美國法庭以非常尊重和嚴謹的態度對待人,這...讓我深表敬佩。於是我對自己說,如果美國其他的政府單位、機構或組織也都同樣遵循這種職業道德的話,那麼毫無疑問的,這肯定就是美國得以始終保持強盛、不衰、具尊嚴的緣故了。

當我最初於1992年來到美國的時候,我感覺美國是一個了不起並且具有高民主水準的國家;當時美國的環境非常的祥和且宜人。

多年後,不知怎麼的,我感覺有麼東西攪亂了美國原先存在的那份安祥與寧靜。特別是在911事件發生之後,我感覺有一些人,也許是因為這起事件發生的緣故,一般大眾很自然地就衍生出一種偏執的觀念(意識)。此外還有因為透過媒體的傳播,稱那些恐怖份子是來自穆斯林的社群--是穆斯林在幕後主導這一切恐怖行動。

然而無論如何,就像我一向所強調的一句話:一個真正的穆斯林( 虔敬地遵守 真主戒律與規範的人)是和平與安寧的化身。

在真實的伊斯蘭教義精神中恐怖主義是完全不可能存在,因為伊斯蘭的信仰戒律認定殺一人者如同背離宗教(出教)般大不赦的罪過。 ﹡宗教並不允許藉殺戮來達到(任何一種)目的,並且天堂裡沒有殺戮者的位置。即使在戰爭進行當中也不得任意濫殺無辜。[﹡編者按:英文的”disbelieve”這個字是阿拉伯文中的”Kufr”,它的意思是,對信仰,以一種決然敵對的態度,有意識的反對宗教或信道者的意思。它不能與無神論和不可知論有所混淆]。
從這個角度來看時,一個恐怖份子不可能是一個穆斯林(即順服造物主的旨意的人),而虔敬遵守 真主的戒律與規範的人也不可能會是恐怖份子。

這些都是顯而易懂的道理,這些道理今天是如此,並且永遠都將會是如此。這種廣泛針對穆斯林而產生的偏執觀念或意識致使這種負面的能量已被轉嫁到穆斯林的身上。我個人從未明顯的經歷過任何這類不友善的狀況,但有時仍不禁地會想,大眾會不會這麼看待我們:”他們是穆斯林,所以他們也同樣有可能會做傷害我們的事情?”是從這個角度出發,我才認為美國社會早年較現在更平靜祥和,且更民主,更無憂。

事實上在這種時候無人能舉出有哪一個民主體制是全然完美無缺的,或者有哪一種體制能夠滿足每一位公民的需求,因此,大家是否仔細地思量一下精深的伊斯蘭教義所能為民主提出貢獻的地方。

我們現在生活的這個時代是一個民主依然試著要變得更加完善的階段。我們人類是否該發展出一種適合所有現代人類需求的民主呢--人類除了從造物主那兒獲得祂的喜悅並進入永恆的天園外別無其他可實踐人性的道路可言。

這些事大家應該要開誠佈公地開放討論。我認為,民主應該要能夠滿足人類物質上和精神上的渴求。人類應該要能夠依照他們自己所堅信的觀念自由地過生活,而民主就該為人類預備好這樣的一種環境。

國際先驅論壇報的資深記者布萊恩.諾頓問:您曾經批評過宗教教育﹡也曾對土耳其國內的世俗學校表示不滿,因而創造了另一種選擇,一種受您思維啟發而設立的(葛蘭)學校。依您所見宗教教育和公立學校教育模式兩者都走錯了方向,那麼您又如何認為(葛蘭)學校之教育模式的補救措施是正確的呢?

我非常的尊重您,但是,請容我不同意您的講法,請別稱呼這些學校為”(葛蘭)學校”,因為它們是由志願服務運動裡的志工們共同創設的私人學校。無論這些學校位於世界何處,它們全都是遵循當地政策所核准的標準課程科目來運作的。

我們可以說,支持這些教育行動背後的力量只是為求獲得世界的和平與安寧。這許多年來,無論是在清真寺內的宣講台上、或在演講的場合裡、亦或在我的書中--我向來都只強調一個觀念:我們必需要調教出胸懷著愛和尊重一切生命的下一代,使他們保持開闊的心胸,願意去創造和平,並心懷與他人共存的概念。

我鼓勵所有那些認同我這種價值觀念的人去設立教育機構。我告訴所有人,為了要在自己國家內部和在世界上得到和平與和解,唯有花費心思去教養出有學識、會思考、並對人類心中懷著大愛、願意打開自己的心胸、且願意分享自己的知識,以為人類服務為目的的年輕下一代才是解除當今世界所有問題的良方。

是由一件事支撐並促成了今天這項公民運動的產生:多年前我閱讀過的一本由伯特蘭.亞瑟.威廉.羅素(第三代羅素勛爵)所著的書中的一個段落,它深深地震攝了我。在該書中問到一個問題,如果說世界將發生第三次大戰,那將會是一種什麼樣的景象,伯特蘭.羅素在書中提到:被殺的將被丟入墳坑,而殺人者將會住在加護病房內。

羅素爵士的這種引述並非什麼新鮮事兒,但是當這類引述變得越趨明顯時…,在我們用心細想世上有許多國家都擁有原子彈、氫彈、核子武器,並且時時都可能用它們來傷害其他國家是一種一向都存在的事實時。但很不幸的是,看來要從擁有這些武器的人們的手中將它們取走似乎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這些武器一但發射之後它們不可能轉向,於是世界便無法避免它致命的殺傷力。

即便是像聯合國這樣的組織如要設法解決這類問題亦非易事。於是…我便自問,”假使我們可以把對話、互相尊重、互相理解等所發出的智慧拿來激發人們,如果我們能夠把所有人類團結在一個普世的價值觀之下,假設我們可以在這方面架設溝通的平台--這些行動是否有可能可以阻止悲慘的未來降臨在所有人類的身上呢?”

是這種思維把我帶往想要實現教育的道路上。於是我不斷地爭取一切可能的機會,將這種感覺傳遞給其他人,並鼓勵他們興學。那些相信這件事情重要性的,並認為我所鼓勵的事是理性的,於是人們開始在世界的許多角落設立很多學校,也就是因為基於這些相同的理解、熱情與衝勁,在世界各地興辦學校的行動從未停歇過。

當談論到宗教學校和世俗學校時,在上個世紀,那些宗教學校將精神層面的伊斯蘭完全排除在門外--否定了神秘主義和蘇非主義精神層面的功修--同時也一併將科學的功效性排除在外。

在一些時日之後,除卻某些特定的宗教知識之外任何其他的一切全都被宗教學校擋在大門外。對古蘭經和科學之理解的相同重要性,以及這兩項應該被當作科學的基柱的,如物理、天文學、數學等學科並沒受到重視。

在我之前,土耳其的教育家莫林.席維德﹡同樣也對國內的宗教學校導致學生無法面對現代科技和科學的思想的挑戰,同樣的,那些現代化的世俗學校亦無發避免現代主義意識形態所挾帶的偏見。前者無法區分由宗教學校所灌輸的思想;而後者卻又完全忽視了靈性生活的必要性,和深度思想與感受、清晰的思路、文化涵養的重要性;世俗學校最後變得像一間大量生產的製造工廠般地,只能產出因應國際市場需求的產物罷了。﹡編者按:莫林.席維德(生於1883年,猝於1935年)曾是一位土耳其的教育家、學者、作家、圖書館館長,曾撰寫過與歷史和宗教方面相關的書籍。他的一系列有關批評國立世俗學校和宗教學校的瑕疵的文章曾於1978年出版,書名為:[”Mektep ve Medrese”(譯為:世俗學校與宗教學校)]。

葛蘭學校,所謂的人民的學校是否有能力可以應對這類問題?嗯,這點到總是可以被人拿來議論的地方。但在這種狀況之下,我們該要注意的是它的目的。如果說從開始建校之初,所立下的目的是為了要培育出學術與心靈並重的學子時,如果說學校堅持此道,您會想要珍惜它那最初始的立意,而非要去反對它所創造出來的結果。因為根據我們伊斯蘭的信仰,造物主(阿拉)將針對每一個人的意圖來做評量並根據它來做賞罰

或許先讓我們來看幾個這些(葛蘭)學校不同於其他學校的例證吧。

首先,我們可以發現到特別是一些運行於現代的政治的、哲學的和社會思想意識的運動全都走極端化。它們要嘛不是一種極端的系統要不就是另一種型態。即使是在教育上,在任何一段特定的時間內,兩種全然不同的運動可以發生,然而這兩類運動任誰都無法逃脫來自意識形態跟政治對立的拉扯和影響。

在那些您提到過的學校(葛蘭學校)內,它們既不走極端路線也不會發生分裂或對立的狀態。這些學校以教育為核心目標,並且珍視普世的真理,並以此為最重要的守則。再者,這些學校以教育為其核心重心,並認為教育對於人類的存在是一種最重要的要素。這全都只是因為這些(葛蘭)學校並沒有把教育當做一種意識形態、政治或宗教對立的武器來看待。同時,因為它們([葛蘭]學校)重視人類共同的基礎,於是這些學校在世界各地、在不同的國度裡均廣泛的受到各個不同宗教信仰、不同膚色、種族人士的歡迎。

再者,即使它們在這方面可能得要接受各種不同理性的議論,然而道德和品行端正才是真正界定一個人的品行的重點。在這些學校裡工作的人員,托靠造物主賜予的恩典,全都盡其最大的可能遵守這些道德價值觀。

我們希望學生們將那些優點化為他們性格的一部份。於是這些帶著奉獻精神的靈魂(老師們)--如果說,這些老師們不把教學視做討生活的一種方式,而是將它看成一種高尚的且最為重要的責任,將其看作是一種在討 真主喜悅的方式、一種智慧、或將其看成是一種祈禱的形式時--如此一來他們便可以全然無私地奉獻自己。於是老師、學生和工作人員--無論他們接觸到什麼人--全都是為了教育的理想而團結在一起。想當然,這將會對世界啟起做用。

布萊恩.諾頓問道:根據您的觀點,對於穆斯林而言何為調和他們傳統的宗教信仰跟現代社會與現代生活之間最大的挑戰?存在於伊斯蘭世界之基本教義主義的極端份子和西方國家之間極端的衝突是否能有結束的一天?

法土拉.葛蘭答道:在伊斯蘭教義的精神中有三項必要的基礎。如果說其中的一項被忽視時其他的功能亦將受到影響,並將使它的精神癱瘓。這些基礎可被總結為以下:(一)當在瞭解現今我們所生活的這個時代之後用古蘭經核心的精神和先知穆罕默德的聖訓來解釋宗教;(二)有鑒於古蘭經所載明的是 真主的話語,而這個莫大無垠的宇宙所顯示的是 真主的大能和祂的旨意。我們人類必需要藉由研讀古蘭經來理解這本”宇宙之書”中的命令。(三)將注重物質和形式,精神與物質,後世與今世,超自然的與自然的等視為同樣重要以便維持兩者間的平衡,反之亦然。

我確信一直到遷徙後(穆罕默德聖人從麥加遷徙往麥地那的年份)的第五世紀,曾有穆斯林發展出了哲學的、精神的(靈性的)、神秘的、蘇非的(奉行禁慾和苦行的伊斯蘭教徒)系統,因為這些人渴求真理並對科學有強烈的熱忱。然而在往後的年代裡,因為當時的人們無法對於先前的年代做正確的解釋,以致失去了那種高層次智識的精確度。所造成的結果為,在某些區塊發展出了一些特定的心理狀態,而由這些心理狀態又生出一種針對西方世界的態度。這種態度並非因為來自信仰的根本而是因為在心理狀態上具有缺失。有可能也許西方人士的一些行為為這些負面的態度注入了一些能量的緣故所致吧?

依您所提出第二部份提到的問題,就終結衝突這方面來講--這全都只仰賴人們能聚集在一堂,願意討論它並使自己擺脫蒙昧,再以寬容的態度來對待彼此。假使我們有能力塑造一種與普世人類價值觀連結的強有力策略,而非一再地製造壓迫和負面的力量時,如果說我們能夠從他人那裡看見善意而非只一昧的施壓,或是用負面能量去打擊他人時,或許,目前基本教義主義的狀態將會失勢。讓我們舉個例子來講,如果您是以要協助一個國家的發展並使之民主化為目的而進入一個國家時,從這種角度出發,會遠遠勝過用鐵血政策強行侵入一個國家,運用先前的那種力量將會使那個國家的人民敞開心胸接受你,例如向那些國家伸出人道救援的手。只要懷的意圖是純淨的,是為了要幫助那些人民的,我認為這種意念必需要從憐憫和慈愛出發,並且如果說,我們能以魯米的哲理、尤努斯.艾姆雷(一位土耳其的詩人和蘇非神秘主義奉行者)的思維、阿哈瑪得.亞薩維(一位突厥斯坦的詩人和蘇非主義奉行者)的道出發來對待他人的時候--那麼,我們便可以緩和基本教義主義者的思想意識。

否則的話,使用蠻力或武力只會製造出強烈的反衝力。使用蠻力或武力時,所有一切的仇恨與激烈的憎惡感將會由一代遺傳至下一代,而這股力量甚至會由政治的頂端往下傳到社會的每一個層面裡去。

從這個角度出發來看這一切,我們這個世界需要發展出另一套新的策略來抵消這股負面的能量,而這些行動也只能由像美國這種居世界領導地位的國家來帶頭做,並設置如聯合國和像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這類的機構來執行這些行動。

布萊恩.諾頓問:您與土耳其政府之間的關係為何(如果這種關係存在的話)?如果可能的話,您最希望看到土耳其政府做的改變是什麼?一個由穆斯林主政的國家該不該根據伊斯蘭的律法來治理國家呢?

法土拉.葛蘭答道:在我的觀念裡認為,最糟糕的國家和政府都要比沒有國家的狀態和混亂失序要好--因為後者存在著的是一種無法無天的政治混亂狀態,而這種狀態將會導致產生恐怖行為。

由那種觀點來看,如果說有人對國家懷著正面的關注力,我會將這種關注力看成是一種公民應負的義務,同時它也是對抗政治混亂的一種良方。我向來都是站在相信法律力量的這一邊,也相信與主政者或政府內的官員分享正面的建言的重要性,因為那將可以為國家帶來希望。因此, 無論是誰來主政,我向來都試著尊敬所有政府內的官員,並適度地與他們維持合宜的關係,對他們也保持一種正面的態度。

基於這種想法,無論是誰來當政,我們都與他們保持良好的關係。在蘇萊曼.狄米雷當政時期,我們偶爾會碰面,而圖古特.歐札爾先生,雖然他跟我們的理念有很大的距離,當他主政之後,我依然跟他分享我的一些看法。我們也經常在布蘭特.艾善維特(一位社會民主黨的領袖)任期內與他會面。他曾對於我們辦學校的行動和為對話所付出的心力極度贊許。

我們也曾與一些目前主政的政府閣員們會面。當然,我們對那些跟我們持有相同理想和感受的人的正向行動表示支持。我們為他們在國內在強化民主、推展法律的權威性、將自由和獨立提昇至世界的標準等方面的作為所付諸的心力表示喝采--然而這並不代表著我們將在任何政策的制定上向他們提出建言,更不代表我們會受他們的影響而行事。

所以,如果說我們是在談論一種”關係”的話,那麼它是一種根據魯米的每一個人在我心中都有一個位置的那種精神出發所形成的一種寬宏的關係。

在回答您剛才所提的最後一個問題,我想要說,每一個人都能自由的實踐自己所認同的宗教,跟一個國家受伊斯蘭律法的規範和統治時,這兩者是不相同的。如果說有一個國家授與其人民信仰上的自由、使其人民擁有平等的權利過著自己所希望的生活、讓他們根據自己的良知參與學習並處裡自己的事務,如果說一個國家遵循這樣的社會運作系統的話,那麼它跟伊斯蘭教義的教導是完全不相違背的。

倘若世界上有這麼一個國家存在的話,那麼另外再設置一套社會系統就完全沒有必要了。而如果說這套社會系統無法為生活在其中的人民提供完整的人權和全然的自由的話(就像現代的一些民主系統經常在演進當中),而這樣的民主制度應該要根據由立法和執行單位所訂立的普世法律和人權基準(規範)來接受檢討,做更新,和重整。

在土耳其也一樣,舉例來說,就僅拿民主的結果來談吧,無論是在學校裡或在其他任何的場合,土國的人民希望獲得根據自己的信仰來自由地過日子的機會。土耳其的人民只單純的要求能夠獲得做真正的自己的權利--這不是所有人類最基本的一項權利嗎?

到目前為止,所有曾經管理過土耳其的政治人物下令規定要漸進地將所有直接從宗教衍生出來的行為納入立法機關,即使是正義發展黨主政的政府也不例外,正義發展黨被視為一個較親宗教的政黨,並且在該黨內有許多認同宗教價值的人士,甚至當艾巴康爾執政時期(他被看作是一位較尊重宗教價值觀和比較遵守宗教的人士)亦未下過任何上述的命令。

布萊恩.諾頓問:假設未來土耳其的大選落入那些主張較傾向世俗的權力核心去時,請問,您會認為那是一件壞事嗎?如果您的答案是肯定的,那麼…又為什麼呢?

法土拉.葛蘭答道:無論是主張實行世俗主義的政黨也好,或者是聯合的政黨裡面參有守望宗教的成員也好,無論任何的一個政黨上台主政,它都不能忽略一件事,即我們國內存在著為數極眾實踐(我們的宗教)伊斯蘭的公民,在地的清真寺裡每天都擠滿了前去禮拜的群眾。除了我們穆斯林之外,另外還存在著少數信仰其他宗教的公民--如希臘或亞美尼亞的基督教正教徒、敘利亞的基督教徒、(君士坦丁堡主教)的景教基督教徒、新教徒和猶太教徒。所以,實在的講,無論哪一個政黨當權都得必需要將這些事實納入考量,這是為何一個新政府上台後無論它是完全由虔誠人士所組成的或是被世俗主義者所建立的政府,這個新的政府都非得要將土耳其國內的這種現狀納入考量不可,並應該依其需求來做治理。於是,對於您剛才的提問,我真正的答案是:對於這方面我並不是那麼的擔心。
然而在另一方面,一如我曾經一再地表示過的,我們與所有政黨均保持同樣接近的關係。這兒得請您注意一下,我並不是在說”一樣的距離”而是說”同樣接近的關係”,因為所有其他那些政黨的支持者也同樣是土國的公民。

一個人的政治觀念和他的意識形態並不會阻礙我們是否要跟他交朋友。那些心中存著愛,並對所有人是出善意的人,又將自己奉獻給愛的精神的人士不會拒人於千里,同時更不會將自己的思想歸納在某一個政黨的意識形態之下。身為愛的化身,他既不會特別支持那一個政治政黨而將其他政黨排拒在外,也不會因為一些偏愛或偏見而藐視其他的人。

所以說,在以上的陳述中並不會有任何一項看法將與我們上面所稱的政治立場有所衝突(而我也並不會把”以上的政治立場”當作是一種美或是善的指標)。我是一個相信政治方面的鬥爭和混亂將會對我們的國家造成傷害的人。我個人深信,我們應該在一種和平且互相理解的氛圍中,透過與彼此公開的對話來解決今天一切發生在社會裡、世界上的問題。

布萊恩.諾頓:想請教您,您知道那深繫著眾所皆知的這個葛蘭運動所有成員(志工)的價值觀與信念是什麼嗎?它是一種特別的信仰觀念嗎,或者…它純粹是一種看待世界的方式呢?

法土拉.葛蘭答道:首先,我得再一次的表示我的想法,我並不是很喜歡聽到大家將這個運動稱為葛蘭運動。今天,當您在談論一個運動時,它所指的是一項不管是社會的也好,或政治的一種運動也好。所以就這一點而言,就不可能把我跟一個運動聯想在一起。

為了方便稱呼或實用的緣故,及為了要方便說明它的一些個活動,它也許可以被稱做一個運動。然而無論如何,我認為將這個運動稱做法土拉.葛蘭運動是一種極不適當的做法,因為如這麼做,那麼對於那些對這個運動熱誠真心奉獻的人而言是不公平的。我個人在這個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極為有限,因為在這個運動裡並沒有所謂的領袖制,有沒有任何的中心機構,對於活動的中心也沒有所謂的向心力或是等級制度可言。

有時對於我們所生活的社會,當某一個人對他們提出一些建議;一些個有關社會的問題,一些你認為有必要該提出來讓社會關注的問題點,並且你倡議對於貧窮、社會的病態、要向無論身在何處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並開展有關教育方面的倡議去幫助失學的人。然後你會發現有人跟你有共同的想法,於是持相同觀念的人們便有志一同自然會聚集在一起,之後那些志願要為社會大眾服務的人們便組織了一個所謂的運動,於是這個運動便焉然產生了。

而在世界上的其他人追隨這一群人成功的範例,嚐試著在他們各自所生活的國度裡,或是以外的其他地方,運用相同的方法,成就著同樣旨在為大眾服務的好事。其結果是,一種為他人服務的網絡形成了,而這個網絡內並沒有什麼中心,亦無一個機構裡所存在的階級制度,也沒有內部的章程,這種狀況造就了一個事實,即一群人共同地在尋求希望獲得 真主的肯定。

非常自然的,因著這一群心中對你懷著善念的人們,有時候他們來向你請教對一些問題的看法,有時你會對大眾媒體或透過網路表示你自己對於一些事務的觀點。那些與生就對他人懷著一份關懷之心的,願意幫助他人的人士自然會被這種觀念所吸引而聚集在一起。或許對於這些人士而言,這些觀點或建議(建言)是一種人道的觀點、是一種理性的訴求。

於是,根據以上所述,將所有這一切的成就,一切的善舉,和為他人服務的結果全部都歸功於一人身上的話是一件不公平的事情,這同時也違反了我們伊斯蘭教義的精神,這種等於是在為造物主(真主)舉伴的作為,因為是阿拉讓這一且事情發生的,是因著祂的旨意才成就了這一切的,而非由我們人類!請您相信我一件事,除了我們不知道有多少人參與在這項運動裡以外,我甚至不認識那些參與這項運動並經營著一些非常具規模的大型企業的人士。我個人既不知道這個運動到底在世界上多少個國家內運作,也更不曉得有多少老師和學生在那些學校裡服務和就讀。

特別是在這11至12年間我已離開了土耳其,我都只能從媒體上得知這項運動的一些消息。從這點上來看,既使有人稱這項運動為”葛蘭運動”,然而我卻比較傾向稱它為”服務運動”﹡或有時為”志工的運動",或”為人道奉獻的精神 “更或者為”一種自設範例的運動”。即使這一堆名稱聽起來挺繁複的,然而依它所含括的正義特質,您也可以稱它為”一個大眾聚集在高尚人道精神之下的運動”。

或許可以再加上一個,”笑臉” 運動,因為它懷著善意,以笑容,和一顆開放的心胸去擁抱所有的人,任憑任何的咒罵和過份的態度但決不以敵意相向。如果說將這個運動跟一個單一個體相連的話,在意義上 未免顯得太過於微弱,因為它正是一種一個國家整體人民純真性情最真實的體現。

如果我們將這些事跟上面所提及的連接在一起的話,這會是一個貧窮的、富有的人都會”願意參與”的一種運動,為了要避免世界的衝突和混亂的產生,以一種跟外交不甚相同的做法來消抵紛爭衝突的散播,預防極端態度的產生,引發所有人類內心固有的那種純良的感覺,從而能在世界上建立起一個所有人類都能充分發揮其人性全部潛能的”和平之島”。相信那也會是一件令所有人類都高舉起雙手來說”我願意”的一件事吧。


對於這種理解的精神而言,其最核心的重點就是要尊重所有一切不同的觀念與想法,對所有的人同等的尊重並伸開雙臂表示歡迎,人與人之間試著互相了解彼此,接受他人本來的樣貌,無論他人所屬的信仰為何,不管他們所追求的哲理和思想觀念為何皆然。依據我們的信仰,伊斯蘭的精神說明,名副其實的尊重是尊重造物主所創造的一切,因為那是由 真主的大能所創造的。的確,人類,無論那人是誰,都應該要被尊重,單純的就只因為他是造物主創造的傑作。

就因著對這個道理的理解,波斯著名的大詩人魯米曾對所有的王朝這麼召喚著:”來啊!來吧!無論您是誰,來加入我們吧!”。或許今天我們的召喚會有些許的不同,我們對大眾呼召著說:”如果您願意,就請加入我們吧!我們所有人的心是向您敞開著的,但請千萬不要給自己壓力。請允許我們進入您的家園或國家。請撥給我們一點點您的時間,傾聽我們將要對您說的話,同時也請您允許我們傾聽您的心聲,或許我們兩邊都能從這次的對話當中找到彼此共通的那個點,看到彼此的美,從此共同編造出一種人性思想上美麗的新詩篇。

布萊恩.諾頓問:根據瞭解為了要求獲得世界在跨信仰上的寬容與合作,您已經投入了數十個寒暑的心力,但是現在,當我們眼觀世界目前的這種局勢,對於世界能夠持續不間斷地保持彼此間的對話這個議題,請問您抱持什麼樣的希望?

法土拉.葛蘭答道:我從未放棄過希望,因為我理解到世間所有一切的問題隨著時間的消逝都可以被解決。直到約20 道25年前,發生在土耳其人民之間的所有血腥的爭鬥如山般高、如海般深、如峻嶺一般地險峻--那些血腥的傷害發生在穆斯林跟人所稱的少數民族之間、在相同宗教間但卻對於事情持完全不同觀點或生活方式的人之間的問題。另外還加上來自傳統文化,和根深蒂固的一些習性所造成無法所短彼此間距離的問題。

然而,我們把大家聚集起來,並且跟來自各種不同背景的人們分享我們的看法,之後我們在他處的餐桌上相遇,一起剝麵包。於是我謙卑地倡議:”就讓我們一起來放棄爭論,那些在過往已發生過的誤解和敵意生成的原因吧,別在讓那些東西再在我們彼此間製造出新的鬥爭的可能性吧。就讓我們將過往發生的那些負面的事件埋藏在過去吧。就讓我們不再挖出它們並因而引發出新一波的衝突吧。讓我們像朋友般地和平地共處,一齊為我們共同的未來舖呈出一條奏著愛的樂章的道路吧。

幾乎所有生活在土耳其的人都接收到了這個訊息。無論是基督教所有的分支,或者是猶太教、亞美尼亞和希臘社群亦然。我們跟他們所有人都發展出誠摯和友善的關係。並且我們深入彼此的生活內,互相拜訪並聽取彼此的觀點和見解。此外我們還共同拓展出對話的機制和無論是誰我們都該要尊重的概念。

此後,我國政府的官員為此議題加溫,並且因為世界對此觀念的關注也主動地開始倡議這些概念。我們與這些來自於不同背景的友人們的關係從未間斷過,只是現在這層關係和這些概念已經耀昇至政府階層去了,透過土耳其的宗教事務部門來跟政府的管理機構進行合作。

我個人對於這種結果感覺非常欣慰,這些對話的行動已經成了一種模範,現正與國家的宗教事務部會協調進行中。我的看法是,因為它們已經在土耳其被仿效了,相信在不久的未來這些對話的行動將會在世界各地興起。

然而,像這類包羅萬象的社會工程,並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就開花結果;這不是一棟在短短半年內就可以蓋得起來的房子。現在在大家掌心上捧著的是破碎的心,和極度衝突的感受。這些需要花很長很長的歲且得用盡所有的心思努力的才能修復這些傷痕。但是,所有這一切最後的結果仍然是掌握在 真主那兒。我們向祂祈求所有的人類都能夠愛彼此,願意包容彼此的一切。

布萊恩.諾頓問:土耳其,無論其國內存在著什麼樣的問題,她是現代的一個民主國家;她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成員國,是西方世界的盟友。土耳其有可能成為伊斯蘭國家中的一個典範嗎?西方世界該如何看待其他的伊斯蘭國度中缺乏民主意識的這種狀態呢?

法土拉.葛蘭答道:就如您所察覺到的一般,在當今世界上,一個真正完全成熟,全然被人民所接受的民主制度其實並不存在。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民主”事實上是經常跟其他的條件併在一起的,例如像”社會的”、”自由的”、”基督教的”、”激進的”等等,而這些定義中的某一種(釋義)甚至不認同另外的一種為民主。

然而不過,在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裡,當有人提到民主的時候,通常大家多半都是指它的原型,而不包括其他衍生性的元素在內。但在另一方面,當許多人在論及宗教時,通常都沒有顧及到政治在那個宗教中所扮演的角色,便就胡亂地將宗教跟政治扯在一起,而政治在伊斯蘭教的教義中,它不過是所有規範其中的一項罷了。於是,這兩種不同的論點在穆斯林學者之間,在他門對於伊斯蘭教義與民主是否相容的這個觀點上造成了一種見解上的分歧。


既使它們兩者,伊斯蘭和民主之間,即使不是完全的不同,但很明顯的是兩者間的差異的確極大:從一面來看,伊斯蘭是一個宗教,但從另一面來看,民主是一種執行的制度和系統

非常惋惜的事情是,那一些聲稱以伊斯蘭之名來談論這個話題的人士,和那些聲稱贊同民主的人士,都共同犯了相同的錯誤,稱民主和宗教兩者間是不相容的。

另外,民主並不是一種經不起質疑的制度。當我們回頭看看它於過往,隨著時間而產生的演進歷程時,我們將會發現到每當錯誤發生之後修正隨之跟進,它是一種重複的、一再地被修正著的一種制度,在歷史上曾經被提出過的民主制度約有三十種。就因為它們這些曲折盤旋式的發展路徑,導致一些人士直至今日依然對民主抱著懷疑的態度。

讓我們先將那些對某些特定專橫的執政者所懷的憂心忡忡的感受擺在一旁,對於前面所提到的那種意義不明確的說法,我懷疑我們是否有能力可以向世界解釋穆斯林世界對民主所持的那種漠不關心的態度由何而來。

像我在稍早曾回覆過您問題其中的一項一樣,除去為要符合造物主的旨意和祂所賞賜的永恆天堂之外,除此之外發展一套回應人類精神層面需求的民主制度不具任何意義,而這也有必要該被提出來做討論。

如您願意的話,您也可以將它稱之為”帶有崇高特性的民主制度”。這種民主代表著,它對於人類的權力和自由保持尊重,它確保人們能夠擁有宗教上的自由,同時也為人們希望能夠自由地實踐自己的宗教,且依著自己的良知過日子的人保留一個空間的一種民主制度。

我們確實應該要朝著這個方向去做努力,尋求能夠擴展並將民主人性化的方法。一種理想的民主制度應該是一種要能夠滿足人類在精神方面和能夠解決現實面問題等兩方面的需求的一種制度。唯有那樣的民主制度才有可能可以發展成一種理想的民主,然而很不幸的是,人類社會尚未到達那樣的一種境界。

土耳其的民主制度依然處在一種正持續演進的狀態中。我們可說,它依然有許多進步空間待完成。然而如果有人認為土耳其的民主一無所成的話,這也未必是一種公平的論斷。如今,世上的民主依然是處在一種演進的狀態當中,只要有意願,民主有能力可以演進至一種完美的狀態,進而成為一種全然人性化的並且是合乎人性的系統的一種制度,成為一種既符合人類物質上需求的但也未忽略精神方面的需要的一種制度。

布萊恩.諾頓問:可否請您為我們解釋一下您對於伊斯蘭和民主彼此間能夠完全相容的看法?

法土拉.葛蘭答道:它的關鍵點是要允許它發生--不僅只是允許而已,更是要促進它們彼此的相容--大家的信仰,無論是猶太教、基督教或者是伊斯蘭教。一個民主的社會應該要容許每一個生活在其中的人民按照他自已的意願去過生活。民主應該是最能夠實現這一點的一種制度了。

布萊恩.諾頓問:從您的觀點來看,婦女在社會中扮演最佳的角色是什麼,又,婦女在這個與您的名字有關連的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有哪些?

法土拉.葛蘭答道:在伊斯蘭教義裡,所謂的替婦女的生活設置任何限制,或是限制婦女的行動的任何規範絕不存在。某些在今日世界看起來是負面的特殊狀況應該受到檢視和評估,特別是該考慮一些已經發生過了的特殊乖癖的狀況。除此之外,不該被世界忽視的事情是,在現在這個世界上的某些地區和社群裡,早在伊斯蘭被傳入之前,一些個地方性的習俗和傳統早已存在,然而在他們歸信伊斯蘭教之後,那些先前遺存的習俗依然被保留在其文化當中。然而如硬要把那些習俗和傳統就認定成是伊斯蘭的教義的話,則不是一種很恰當的引述。

在伊斯蘭裡一個婦女的角色不僅僅限於持家和撫育後代而已。事實上,一位伊斯蘭的婦女在社會中有符合她身份的責任需要擔負,假設這麼做既符合宗教上所敏感的一些事務,卻又不致違反她固有的身份。

然而,不幸的是,隨著時間的改變,這個事實已經被忽略了,甚至在穆斯林的社群裡亦然,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對女權非常粗魯卻又無理的理解,一種不待感情的看法,這些已經破壞了自然法則中男女互助,和男女共同分享生命的概念。這種情形導致家庭與社會的秩序與和諧遭到破壞。許多不同的國家和社會試圖將其自己傳統與文化中的一些特性當成是伊斯蘭的本質來看待,加上他們以相同的方式對伊斯蘭所做的注解又更進一步地侵害了婦女應享的權益,有些狀況甚至是完全的將婦女跟社會隔離開來。

不過上述存在於某些社會中的一些狀況正在逐漸改變當中。我希望很快地,在這方面,我們能夠看見一些較明顯的改進。

我會假設在您自己所稱的那個”葛蘭運動”中的婦女們肯定清楚地知道她們自己的立場為何,而我,想當然地會認為她們將小心翼翼地試著達成她們被賦予的使命。她們同樣地也肩負著為人類、為社會服務的任務。就像男性一樣,她們也將抓緊每一個可能的機會,並將透過她們對事情的態度和行為去為他人豎立起良好的榜樣。當有需要的時候,她們同樣也會走入到世界各個角落裡去為人師表並成為大眾的模範。

本文曾刊載於2011 年1.2月份所發行之土耳其評論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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