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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土拉．葛蘭先生 |
葛蘭是這麼寫著的，“對話是指一個或更多的人在一起，為了某一項事務而聚集在一起做討論，而在進行這個行為的同時，它使得人與人更接近彼此” （2004，171）。他詳細地敘述著：“當我們在向人解釋某件事時，應該要顧慮到不能讓對方感覺到不友善和有受驚嚇（害怕）的感覺。正因為這個原因，所以，無論得要付出甚麼樣的代價，對話的大門永遠絕對不容關起”（Gülen, 2004, 140）。葛蘭同時也意識到對話和寬容是兩種有著相互關係的概念。唯有當雙方對於即將要說出來的話有意願要包容彼此時，對話才有可能可以成立。但這並不代表著進行對話的雙方需要同意彼此的觀念。葛蘭稱，“寬容的意義並不是在受到對話另一方的影響後進而同意另一方的意見；它的意思是接受對方本來的樣貌，並且知道該如何與之互動”（2004，157）。當他在寫作時他重新再一次的強調這一點，“寬容並不意味著要叛離來自於我們的宗教、我們的國家或是我們的歷史的傳統，因為寬容是一種自古時候便已經存在的東西”（Gülen， 2004，158）。取代對話和寬容的其他選擇並不是那麼地令人愉悅。每一個人、每一個社會、每一個國家都得要面對在對話和寬容和它們的其他選擇之間產生的那種確實存在的道德困境。葛蘭是這樣明白的敘述著那種困境，他這麼形容著：“持不同思想（見解）和信念的人如果不是希望要用順從對方來尋得與他人的和睦相處，要嘛就是持續不斷地與他人爭論不休” （Gülen，2004，157）。
人類對於保持寬容和投入對話所負的責任並不只是一種個人方面的責任。葛蘭解釋說：當這個世界變得像一個大型的村莊時，在某一個點上，當我們的社會在瀕臨一種重大的改變和重整時，如果當我們談論與其他的國家進行對話時［那麼］運用寬容來處理一切是一種值得獲得獎勵的行為，然而為了這個理由，寬容則必需要被運用在所有的社會中”（2004，157）。因此“大學的系所必需要散播寬容的觀念、政客們也應該要常常提到它、音樂界的朋友們應該要將寬容納入他們的歌詞裡、而媒體界的從業人員應該要支持寬容的理念並且該正面的報導它的益處” （Gülen，2004，157）。葛蘭同時也做了觀察，“在那些已經意圖要行使貪污、不願意包容、無情的國家中，一如言論自由、善意的批評、遵照平等和公平辯論的基準來互相交換意見等這種事情，如果要談論從邏輯和靈感啟發獲得的各種結果時這一切聽起來顯得毫無意義”（2004，37）。在此，非常明顯的，葛蘭將寬容和對話的價值抬的很高。此外，葛蘭保留對於對話本身即為一種符合邏輯的過程的看法，因為唯有從這種邏輯中產生出來的結果才具探討的意義。
如我前面所述，葛蘭的見解來自於經典。他是這麼寫著：古蘭經的內容即是仁慈與寬容的泉源，然而因為這些概念正如一股豐盛的泉源透過傳遞者（意指聖人穆罕默德先知［願 真主的慈憫與安寧與他同在］）流向我們，於是除了古蘭經中所啟示的道理之外，我們不做他想” （Gülen 2004，155）。葛蘭繼續說道：“從這個概念裡出發，正因為寬容來自於古蘭經與聖訓中的啟示和教導，因此這些是穆斯林們本已具有的美德，也正因為它的出處是古蘭經，因此這些概念是永恆不朽的” （Gülen 2004，155）。
現在，正如我已仔細研究過葛蘭所持觀點的宗教基礎，和對於他觀察他所生活的社會（土耳其）中存在的所有壓力的影響，這些觀點早已牢固地在他的觀念裡生根的事實時，我不禁憶起約翰．洛克（John Locke）所撰寫的第一封有關寬容的起源相似的情況。洛克（Locke）太清楚在宗教改革後困擾著西方基督教徒的那些可怕的衝突。他也曾現發寬容事實上是取代衝突的另一種選擇。同樣的，他的思想也紮根於他的宗教。洛克說：“…我認為寬容應該是一個宗教的典型的特徵”（Locke1955，13）。這兩位身處完全不同空間、時代，和宗教背景的學者卻持幾乎相同的論調，讓我深深對他們共同所認定的觀念的前景抱持希望。
葛蘭是這麼形容的：“古蘭經極力主張和平、規律、融洽。它旨在教導世界和平和世間的規律，並且反對衝突與不和諧。很有趣的是，古蘭經要求人類行使符合造物主所規範的正確行為，以創造和平與規律’” （2004，214）。這裡引發出一個有關和平跟寬容與對話的主要概念的疑問。在人類的社會裡最經常發生的事是對話，而對話通常只在人們厭倦了戰爭和衝突之後才發生。葛蘭在此號昭所有人類要開始對彼此寬容，與他人展開對話，因為人類如果這麼做了，和平自然會出現。事實上，葛蘭期盼著一種持續朝向全球寬容邁進的新文明的一種世界。他是這麼寫的：“一個以愛、寬容和博愛所編織出來令人驚嘆的世界取代處處滿佈著敵意與怨恨的世界將會展現在我們的面前”（Gülen 2004, 194）。
我們可以從葛蘭所推動的對話的特質上看見他的對話邏輯只有一個重要的部份與柏拉圖和賀伯瑪斯（Habermas）的觀念有所不同。柏拉圖與賀伯瑪斯（Habermas）一致同意的是理想的對話結果，葛蘭明確地表示不贊同。唯一讓葛蘭勉強同意的是對話雙方表現出來的寬容態度，也就是說，我們願意容忍我們彼此間的觀點和價值觀。
在那樣的寬容裡，我們雙方既不需要同意對方的觀點，也不需要接受他人的價值觀。葛蘭所號昭的是要我們每一個人去瞭解"他人"無論是男人或女人，那個"他人"就是對話的結果。
一種問題一個解答
葛蘭是少數直接明顯的與寬容和對話的議題有關係的一位思想家。寬容早已經是西方的宗教、哲學和政治思想家們所探究的議題。在過去曾經有過Richard Hooker, Benedict Spinoza, John Locke, François-Marie Voltaire, John Stuart Mill等人和更多其他的思想家們曾經探討過與寬容有關的問題。但無人像葛蘭般地將寬容和對話這兩種概念那麼密切的綁在一起做討論。就像我們所看到的，即便是柏拉圖也只暗示性的談論過，稱類似寬容的這種東西應該會是一種對話的條件；但他從未清楚的表示過。寬容召喚持完全不同價值觀和信念的人們和平的與他人 共處。而在哲學層面主要跟寬容這個概念連結在一起的問題是那個原則該如何與具明顯差異性的實質道德和宗教信念做調和。當然，歷史教導我們那些個信念不需要變得特別，至少從長久的角度來看是不必要的。但即使一個人持寬容的態度對待他人，但是那人又為何要與那些他所寬容的對象進行對話呢。也就是說，把寬容和對話連結在一起為的又是甚麼呢？
一但我們更進一步的瞭解它時，它就變得協調了。名詞的 ‘寬容’和‘對話’有對應的動詞詞性‘去寬容’和‘去對話’。此外，兩個名詞都含有語內表現行為的力量。如果說我們依照奧斯汀的系統來將它們分類的話，我們會看到下面這些答案。‘去寬容’包含著投入使用的意思。奧斯汀是這麼寫的，“投入使用的意思是使說出這句話的人行使某種特定的行為（動作）”（1975，157）。‘去寬容他人’則是蠻直接的意思， 即促使人無論在信念上或在價值觀上去容忍和我們持相反意見的人。‘去做對話’有著說明的意味在。奧斯汀稱：“說明是被運用在跟詳細述說觀點，作辯論，和闡明用法及當作參考有關的解說行為上”（1975，161）。這些全都是一堆那種在對話時可能發生的行為的語內表現行為的結果。因此，這兩個動詞反映了不同的語內表現行為的結果，這兩者間不一定得要互相有關連。
不過，葛蘭為我們在兩種概念之間提供了一個連結。葛蘭自身從寬容和對話的經驗上觀察，他說… … 我有幸能夠結識許多來自社會各個階層的人士，並與他們對話。而從這些談話經驗中我個人觀察到的一個最重要的事，即，我們到底有多靠近我們所生活的社會？經常每當我遇見跟我的思想不同的人時，我就在想，應該會有不愉快經驗發生吧？但有趣的是，我從未在任何一個團體中看到不悅的臉孔。我們很輕鬆的就能與彼此聊開了，而那些自認與他人非常不一樣的人實際上卻很容易的就對其他人產生了好感。事實上，當我們所有人彼此相擁時，所有人的眼中都泛著淚光。完全不帶任何一絲虛偽的阿諛奉承。
這段文章顯示出葛蘭在共同人性中找到一種寬容和對話間的連結。他是這麼寫著：“保持對他人的尊重，無論在思想上或在情感上，因為我們‘大家都是人’，我們必需要接受他人原來特殊的様貌（原形），和他們的想法”（Gülen 2004，83）。葛蘭的這些共同人性的觀點來自於他篤信的宗教－伊斯蘭。他是這麼記載著：“造物主使得人類成為崇高的被造物，而在某種程度上所有的人類都共同享有這份高貴的地位。聖人穆罕默德有一回在當一位猶太人的喪禮隊伍經過他面前的時候，先知穆聖站起身來，立正，向這位已逝去的猶太人致意，當穆聖被身旁的人提醒說，這位已逝去的是一個猶太人時，穆聖則回答說：‘但是，他是一個人呀！’， 我們由此可見伊斯蘭教義精神對於人的尊重” （Gülen 2004，65）。
葛蘭對於寬容和對話的重要思想最初始時事實上是為了因應土耳其國內社會所產生的一些特殊的緊繃狀況而生的對應方法。由他所發展出來的這些寬容和對話的概念事實上與古希臘的傳統，跟近代所發展出來的演說行動邏輯的應用法則，以及合理性的溝通概念都非常的近似。一如他將這兩項概念連結在一起時，葛蘭為這兩種應用在國際層面的概念提供了一種一慣性。
相關資料（限擷取部份的內容）：
- Austin, J. L. 1975.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Urmson, J. and Sbisà, M. (Ed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ülen, F. 2004. Love and the Essence of Being Human (2nd ed.). Tuncer, F. (Ed.). Ünal, M. and Korkmaz, N. (Trans.) Istanbul: Journalists and Writers Foundation Publications.
- Locke, J. 1955. A letter concerning toleration (2nd ed.). Popple, W. (Tran.). Romanell, P. (Ed.). The Library of Liberal Arts. Indianapolis, IN: Bobbs-Merri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