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湯瑪士．麥可 (Fr. Thomas Michel*)
1. 該從何處開始談起？
許多人都認知到一個事實，即，當今這個世界對跨信仰和跨文化對話的需求，但不知該從何處著手做起。我經常被週遭的人問起，“你通常都用什麼方式與他人展開對話？”特別因為我是一個基督教徒，多年來在生活週遭與許多穆斯林朋友們有所接觸，有人問起我，“你通常都是怎麼與穆斯林開始對話的呢？你都從甚麼話題開始呢？”。
問的很好，這也是我於1978年在印尼時問自己的問題。當時，我剛剛完成我研究所研究伊斯蘭思想的學業，回到印尼去，正猶豫著我該如何去結識一些穆斯林的朋友，並與他們開始展開對話。在一個場合裡我向一位卓越的穆斯林學者請益。他答案中的智慧直至今日我都一直非常的珍視，並且直至今日都再再地證明他曾對我說的是正確的，於是呼，現在它也成了我回答人們的答案。
我相信，首先，我們必需要在我們生活的社群裡回顧，尋找看看有誰會是我們理性對話的對象。有誰，有什麼樣的團體或機構持與我們相同的理想，有誰對未來的視野視與我們的並立，誰的價值觀與我們所堅持的有所交集？因此，當一位基督教徒希望與穆斯林展開對話時，首先，第一步就是要找出那一些穆斯林正在運作的運動、經營的機構、和所生活的社群有意願要與我們做交流，也許他們想要對我們基督教徒說些什麼，或許我們能從中有所收穫，而他們也有意願要聽一聽我們的情況，也許他們會欣賞我的宗教的教義精神和和我對人生的看法，即使他們仍然忠誠地堅持他們自己的信仰。
在所有穆斯林所投注的事務中有一項穆斯林的社會運動讓我深感認同，它通常被大眾稱為葛蘭志願服務運動，因為它持的觀念與我個人所堅持的理想很相似。這個運動的名字事實上是一個誤稱，因為這個運動的發起人兼精神領袖，法土拉．葛蘭先生已經否認他自己發起了一個什麼運動，但他形容這項社會運動事實上更像是一群持相同理想和觀念的公民和學生們，對於所生活的社會持相同的見解並且有著共同的承諾的一種運動。我約於1990年間透過一為知心好友George Marovitch閣下（他是土耳其天主教會主教的秘書長）的介紹進而認識了這項社會運動。多年來我結識了多位這項運動中的成員（志工），我對他們心生敬意，因為他們為這個社會所貢獻的一切。在此我要向各位讀者介紹這項社會服務運動。
2. 葛蘭運動的起始和發展
如果您想要了解葛蘭志願服務運動，您必須要對它精神領袖的背景和他的靈性歷程有所了解。葛蘭運動逐漸地從它初始追隨來自於光之書（Risale-i Nur）內容的驅動轉往其他的方向，因為法土拉．葛蘭轉將更多的能量投注到以社會為努力方向的行動上去，而非侷限在只要獻身於宗教而已。薩伊．努西（Said Nursi）的光之書將重心擺在提醒穆斯林們要從透過研習古蘭經來獲取個人靈性上的提升，並且希望幫助生活在他那個時代裡的土耳其現代穆斯林從無所不在的二分法之外的方式來尋求答案，他希望穆斯林大眾透過研讀光之書（Risale-i Nur）從中獲取個人靈性層面的改進。
與努西反向操作的是，葛蘭和與他的名字相關的社群（志工們）認為個人的改變應該發生在社會改革之後。在這兩種狀況下，個人層面的改變事實上是為了社會改革和重整而鋪路的，但對於努西來講，他認為改革的重心要放在穆斯林個體上，他們必需要研讀Risale-i Nur，並從中透過來自於古蘭經要義的啟蒙而獲得改變。對此葛蘭持的觀點為，誠實的、奉獻自身的、堅定不移的穆斯林所形成之社會媒介的回應才是革新穆斯林社群的關鍵點。反之，對於努西及他的精神追隨者來說改革的關鍵在於“學習”，但對葛蘭和受他啟發運作的服務運動而言他們堅持的中心思想則是為社群付出，即為他人“服務”。
3. 新式的教育
葛蘭的追隨者（志工）們期盼透過一種整體性的教育模式來取代原本教育模式，並結合不同於舊式教育制度的部份來達到改變社會的目的。既使薩伊．努西之前已經意識到土耳其提供給穆斯林的傳統教育制度的極限，然而，是葛蘭和他的服務運動的志工為了要擬出一套具績效的新式教育制度作為替代而齊心將他們的時間和心血投注於改革上。葛蘭是這麼說的：在土耳其的社會裡當現代化的學校只專注在觀念學的教條上時，宗教教育機構（madrasas）與現實的生活脫節，靈性的訓練機構（takyas）則專注於純然的玄學上，軍方呢則只注重軍事的力量，這樣的一種組合在一個社會裡，於實質面上是完全行不通的。”［3］
葛蘭對於替認真誠實的現代穆斯林所預備的替代教育的評語是既徹底又周密。一方面他強調世俗學校無法從現代主義觀念型態的偏見和習俗中解放出來。而在另一方面，宗教教育機構（madrasas）不願意傳達宗教科學，並且在面對技術和科學方面思想的挑戰不但興趣缺缺也沒什麼接受度，因此造成一種結果是，宗教教育機構（madrasas）缺乏彈性和遠見，及與過去說再見的力量，制定改變以為社會提供今日世界所需要的那種教育體制。
而蘇非導向的靈性訓練機構（takyas）通常都將重心放在開拓靈性的價值上，已經失去了它原來的精神。照葛蘭所說：“他們以許多世紀之前的聖人們的德儀跟奇蹟來自我安慰。”［4］。最終，來自於軍方的教育體制，在這之前它被認定為一種對國家認同的一種象徵，是一種國家內部的宗教力量和行為的教育制度，但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裡它已經惡化成為一種自作主張和自衛本能上絲毫不具彈性的教育體制。
依照葛蘭的觀察，他認為今日世界的挑戰是要替這些傳統的教育系統覓得一種能夠克服它且把彼此視為競爭對手或敵人的傾向的方法，於是大家便可以開始攜手合作並從彼此身上學習。將各種教育現狀內所發生的內在智慧和力量結合在一起，如果教育家們希望能夠塑造出“會思考、具行動力、和具啟發力的個體。”［5］那麼他們必需要能找出可以“導致身心結合”的方法。
將內在智慧的力量結合是過去世代所積聚的一種資產，它結合了必要的科學知識和力量，為了國家民族永續的發展，以利學生有能力可以戰勝他們所生活的社會為他們所帶來的各種壓力，並同時提供他們內在的穩定度，也為他們的行動指引方向。
葛蘭稱：“直到我們有能力用教育來幫助年輕的一代，否則他們將遭到所生活週遭的環境的挾制。年輕的一代毫無目的的瞎混，強烈的被來自他們自身的激情所操控，卻完全不知何謂知識與道理。毫無疑慮的，他們事實上可以成為非常英勇的，足以代表國家思想意識和情感的熱血青年，假如他們所受的教育能使他們與過去接軌，並明智的為他們自己的未來作打算。”［6］
4. 從一些土耳其學生的倡議發展成一項跨國的運動
在土耳其總統Turgut Özal主政時期出現在土耳其國內的社會和經濟裡的新氣象，葛蘭志願服務運動從最初在伊茲密爾市和其他城市裡由一群少數學生的活動進而發展成為一種與重要商業和政治有關連的一股廣佈在教育上面的成就。即使這項跨國運動廣義的精神源自於一種宗教上的動機，但是這些學校並非一般傳統的“伊斯蘭式的” 學校，而是在一些國際奧林匹亞科技競賽場合中拿下金牌獎項的優質世俗學校。
在1980年間葛蘭社群組織由教育工程走向媒體事業，出版了一份居全國發量之首的報紙，讚滿日報Zaman，並經營一家名為賽滿尤祿（Samanyolu）的電視頻道。今日讚滿（Today’s Zaman）是一份在20 個國家內發行的日報，平均發行量為50 萬份。葛蘭組織內所有運作的事業體加起來一共約有35份出版品（報紙和雜誌），分別以不同的語言發行。Sizinti是一份以土耳其文發行的月刊，是自1979年起發行最長久且從無間斷發行的一份雜誌，其發行量超過50 萬份；它的英語版芳泉（Fountain）雜誌，在世界廣為發行，發行量超過幾十萬份。Aksiyon是一份權威性的週刊，它享相當於美國時代週刊或新聞週刊的地位。除此之外，葛蘭社群還為醫界、工程界、教育界發行一些專業性的雜誌或期刊。
當蘇聯共產政府和東歐政權於1989年垮台後，葛蘭社群的付出在前蘇聯政治勢力範圍各國的教育體系內扮演了關鍵性填補空缺的重要角色。百餘間各類的學校和大學院所紛紛在前蘇聯共和國和蘇維埃聯邦共和國－－特別是以穆斯林為首的各國內，如韃旦、亞庫提亞、和車臣－－在高加索、中亞地區新獨立出來的國家，以及巴爾幹半島上以穆斯林和多元宗教為首的國家裡，如阿爾巴尼亞、馬其頓、波士尼亞、摩爾多瓦、保加利亞、和科所夫等國設立。又特別為廣大中亞地區各國製作撥放電視節目，和為前往土耳其留學之學生設置獎學金。
千禧年時，葛蘭社群教育方面的服務拓展向以穆斯林為首以外的新疆域，如中國、西歐國家、北美和南美洲、非洲大陸，及東南亞等地區。主要的目的是為（但不全是為了）要教育那些土耳其移民的後裔，和其他的穆斯林。這些葛蘭教育制度跟各國當地的制度做結合。在許多西歐的國家裡由於當地經濟和官方政治的重重限制下，欲設立新的學校並非易事，且經常遭到當局的禁止。除此之外，在這些地區，葛蘭運動經常遭遇到高水平教育品質的問題。葛蘭運動的教育工作變得不是那麼的能與在地的公立學校系統競爭，但是能夠確保那些土耳其移民的後裔和其他人能夠獲得相當的教育背景來與政府辦理的學校做競爭並能夠勝出。因此，葛蘭社群教育方面的努力在許多西歐地區轉向一種週末課輔和家教式的功能，以便為學生補足公立學校教育不足之處，並為統一入學甄試做好準備。
在美國國內，與葛蘭運動有關係的各類學校主要都聚集在土裔美國人聚集的各州中，它的挑戰是為使學生能獲得高標的學術成就。事實上，特別是在科學這個領域，在美國紐澤西州和德州由葛蘭運動成員（志工）們所經營的學校隻成積和表現均居全國最佳評鑑學校之首。這些學校皆非“伊斯蘭式的學校”，即便它們的源頭都來自於伊斯蘭教義的啟蒙，這些學校裡的老師、行政人員和學生們除了信仰伊斯蘭外也都各自有不同的信仰。在某些葛蘭啟發而運作的學校裡每週教授一次宗教課程，而在其他的學校裡完全沒有編入宗教的課程。
根據最新的統計資料顯示，葛蘭學校（受葛蘭啟發而運作的學校之簡稱）在五大洲的75個國家內［8］擁有超過六間大學［7］和600 間學校。這些學校並沒有實行所謂的中央“制度體系。” 每一所學校都分別由不同的葛蘭運動追隨者（志工）們透過私人基金會募款和向該國當局登記的方式獨立經營。所有的教師們均接受一貫的制式精神訓練，結訓之後，依需求被派往最有需要的國家或地區去任教，但是這些學校並非由中央董事會做監督，也未給予任何在教育政策、課程內容大綱、紀律方面的指示。而是，每一所學校都與土耳其國內負責該學校之經濟來源的某一個城市或地區有“密切的關係”。
葛蘭的天賦並非全然的來自於他對古蘭經教義精神的重新解讀，他運用完全嶄新的方法作為替代傳統的伊斯蘭規範來應對當今社會急速改變上的需求的能力。根據阿爾巴尼亞學者班金．艾凱（Bekim Agai）的分析：當學校的老師充分的以伊斯蘭教義的原則來傳授知識的時候那位老師便如一位先知一般。對葛蘭而言，伊斯蘭的教育原則保持不變，但是在每一個新的、不同的時代裡必需要展現出新的、具體的形式。在過去，一門古蘭經課程可能會是最好的出散（捐獻（donations））方式，而在［今天］其他的伊斯蘭行動卻居先。他成功的以運用傳統的伊斯蘭的專門用語並依照慣例來解釋它們而贏得了持保守態度的伊斯蘭社群圈圈對他的支持，但是為了這個新時代，他同時又為它們注入創新的含意。他主張，對於當今的伊斯蘭而言，道德和教育方面的問題比政治議題更為當緊，而今日的穆斯林所要面對的狀況是除了是否該採用伊斯蘭律法（shari’a）［9］來處理事務以外其他完全不同於以往的各種問題。
5. 葛蘭運動對於對話的承諾
葛蘭對於當今社會的需求獨到的解讀使他和他的運動成員將跨信仰對話這個議題放在他們關懷社群的核心。而這並不全然是葛蘭最初的目標。葛蘭運動承襲了來自薩伊．努西所著的Risale-i Nur內容對於跨信仰對話的開放態度與合作精神，然而，這些承諾已經在葛蘭一系列的著作中做了更新，並也已注入了新的動能。他於1999年在南非開普頓所舉辦的世界宗教議會中發表的一篇演講中表示過他對於跨信仰的和諧願景樂觀的看法。
我的觀點是在未來的幾年裡，新的千禧年將見證宗教方面史無前例的盛況，而世界宗教的信徒們，如穆斯林、基督教徒、猶太教徒、佛教徒、印度教徒，及其他宗教的信徒們將心手相聯，共同打造出一個美麗的新世界。［10］
自從1911年起，直到他（薩伊．努西）1963年歸真為止，薩伊．努西號召“穆斯林與基督徒要團結”一起來對抗發生在現代社會中無神論主義的潮流。當在為努西的論調背書的同時，葛蘭超越了努西先前所提議的兩項重要的呼籲。其一，對話與團結並不只侷限於“虔誠的基督教徒”該做的功課，就像努西所指出的，現在它將被延伸出去，將是所有宗教信徒的功課。其二是，這項對話的動力並不單是一種以用來反對發生在現代生活中的無神論主義和世俗化主義頃向的策略聯盟，正如努西所held，而是被伊斯蘭信仰自身的本質所呼召的一種行動。正如葛蘭再南非開普敦會議現場所表示的：發生於各個世界宗教中的對話之目的並非旨在要破壞傷害這個世界甚深的科學物質主義和物質的世界觀。而是一種發自純然宗教本質對於對話的需求。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甚至連印度教和佛教，所有的宗教都呈索相同的目的－－展開對話。以我本身身為一個穆斯林而言，我接受所有從造物主（真主，阿拉）派遣前來世間傳遞真理的使者（先知）們，和所有在過往歷史中啟示給不同民族的經書（舊約、摩西五經、詩篇、新約、以及最後降示的古蘭經），並且認同他們的信仰和我的（穆斯林的）同樣的必要。［11］
為了要更進一步地繼續進行跨信仰對話，葛蘭運動開啟了一個以伊斯坦堡為據點的跨文化對話平台作家與新聞從業人員基金會以作為這項運動。IDP非常積極地贊助這個對話的平台，並參與籌作各個宗教的如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高階宗教代表之間的一項名為“亞伯拉罕的對話［Abrahamic dialogues］”的對談。葛蘭運動同時也在本土和國外籌組各式為要推廣跨宗教活動而成立的協會，如，位於荷蘭的Cosmicus基金會、位於墨爾本的澳洲跨文化社群、美國紐澤西州的派特森Patterson跨信仰對話中心、美國休士頓州的跨信仰對話學會，還有在美國芝加哥成立的Niagara基金會，以上所有這些協會組織均各自獨立運作，以為推廣跨宗教間的相互瞭解和彼此合作而努力。
我將以回到我原先的提議來作為這篇論文的結尾。要展開一段對話最首先該做的事情是要從我們生活週遭的社群中找到那些有意願跟我們溝通並可以與我們為了全人類的善、美而共同合作的個體、團體，或是運動。我建議生活在歐洲的基督教徒對於跟穆斯林展開對話有興趣的人要把握目前這個難得的機會，將葛蘭志願服務運動作為對話的夥伴，我非常肯定的是，基督徒們一定可以在這個運動中找到合適的對話夥伴，並展開有意義的對話。
相關資料：
[1]Aras and Caha trace two major influences on Gülen’s thinking: 1) the liberal, parliamentary Turkish Islamic tradition represented by Namik Kemal and 2) the writings of Said Nursi. Bülent Aras and Ömer Caha, “Fethullah Gulen and his Liberal ‘Turkish Islam’ Movement,” Middle Eas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4, No. 4, Dec. 2000.
[2]M. Hakan Yavuz, “The Gülen Movement: the Turkish Puritans,” Turkish Islam and the Secular State,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2.
[3]M. Fethullah Gülen, Towards the Lost Paradise, London: Truestar, 1996, p. 11.
[4]Ibid.
[5]Thomas Michel, “Fethullah Gülen as Educator,” Turkish Islam and the Secular State, Syracuse: Syracuse U.P., 2003, pp. 69-70.
[6]Gülen, Criteria or Lights of the Way, I: 59.
[7]Fatih University in Istanbul, Turkey; Qafqas University in Baku, Azerbaijan; Ataturk-Alatoo University in Bishkek, Kyrgyzstan; Black Sea University in Tbilsi, Georgia; Suleyman Demirel University in Almaty, Kazakhstan; International Turkmen-Turk University (ITTU) in Ashgabat, Türkmenistan. New universities are being planned in Africa and in the Balkans.
[8]Ahmet T. Kuru, “Fethullah Gülen’s Search for a Middle Way between Modernity and Muslim Tradition” in Turkish Islam and the Secular State, p. 116.
[9]Bekim Agai, “Fethullah Gülen: a Modern Turkish-Islamic Reformist?”, Qantara.de Dialogue with the Islamic World, online newsletter, http://www.qantara.de/webcom/show_article.php/_c-575/_nr-2/_p-1/i.html
[10]Fethullah Gülen, “At the Threshold of a New Millennium,” Parliament of the World’s Religions, Capetown: 1999, p. 12.
[11]Fethullah Gülen, “The Necessity of Interfaith Dialogue: a Muslim Perspective,” Parliament of the World’s Religions, Capetown: 1999, p.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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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載於湯瑪士．麥可的官網，www.ThomasMichel.u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