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日期：2013年8月13日
記者與作家基金會針對各種針對志願服務運動所做之不利指控之回應
近日來社會各處正蔓延、滋長著一股不利於志願服務運動名譽和針對這個運動散播錯誤消息的行動；這些行為特別要透過媒體來向社會大眾傳遞一些訊息。除了”做出指控的人必須提出證據來”的格言外，看來散播謠言的人將不會停止製造謠言，而且還將說”這種事情要如何證明它呢？”。即使在過去這類的毀謗和中傷曾經多次發生過，但記者與作家基金會仍然認為有必要發出這份聲明稿，以表示對社會大眾對於瞭解實相的權力表示尊重。
第一項指控：志願服務運動是Gazi公園示威抗議活動幕後指使者
大眾應該考慮從法土拉．葛蘭針對這起抗議事件所做出的幾項聲明中，和志願服務運動針對這起事件所做的回應裡社會大眾不難瞭解他們所堅持的立場為何，因此這些指控就變得不實且毫無根據可言了。
從志願服務運動對民主和對民主承諾的德行來看時，它對人民擁有和平抗爭的權力並不反對。然而，既然這項抗爭擴大成為一種暴力舉動，或是有可能被其他目的所利用時，那麼它則不鼓勵它的志工成員參與抗爭的行列。
於一開始該抗爭是完全和平的，並且只是一項有關環保議題的抗爭。在抗爭的初期，社會各個階層的人士，其中還包括親執政黨的一些人士也跟其他人一樣參加了這項和平抗爭的行動。在初期，一些個接受了志願服務運動理念的人士，出於他們自己對於環保的關懷和選擇，從旁看起來或許像是支持這項抗爭行動。然而這些行為卻完全無法證明或證實志願服務運動被指控為這起抗爭活動的幕後指使者的主張，或它參與了一個支持該項抗爭活動的陰謀之說。
同時，一則本基金會榮譽主席所做的演說中聲明，抗爭者不該以貶損之語氣如”capulcu”（譯為”打劫者”或是以”盜賊”相稱），他又說，這項抗爭出於一種無害的，真實的訴求，後來卻受到一些別有用心的社會邊緣勢力的有心人士的利用和操控。一些個國際媒體機構將該新聞以一種有可能會被解釋成對土耳其懷有敵意或存著偏見的方式報導出來。請參見（http://www.herkul.org/herkul-nagme/323-nagme-taksim-gezi-parki-hadiseleri-ve-problemlerin-temeli/）
來自各個不同背景卻關心並支持環境生態發展的抗議者對於在抗爭初期警方動用過多警力來對付他們的舉動有所批評。總統Abdullah Gül的選票箱並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副總理Bülent Arınç的道歉，文化部長Ömer Çelik說的”訊息已經收到了”，教育部長Nabi Avcı的 “我們已經將整個反對勢力統一了”，紐約時報的專欄屬名評論版上刊登歐盟部長Egemen Bağış形容Gazi公園的抗議行為是一種”多元和民主的表現”，最終，正義發展黨的副主席，同時也是國會的成員İdris Bal博士（教授）在他所做的報告中說：”政府做了一項策略上的誤失”，然而İdris Bal博士所做的這個回應跟志願服務運動對這起事件的觀點相去不遠。
緊接著發生於伊斯坦堡Kazlıçeşme區因應Gazi公園事件之抗議大集會後，總理Erdoğan參加了一項土耳其奧林比亞科技競賽活動的閉幕式，在現場他對志願服務運動讚賞有加。總理Erdoğan擁有讀取土耳其全國所有情治工作和資訊的權力，如果說他真的曾經懷疑志願服務運動是該項Gazi公園抗爭事件背後的主導者時便不可能在奧林比亞科技競賽活動閉幕式上做出那樣的讚賞。
第二項指控：Gazi公園抗議活動示威者被親近志願服務運動之法官和檢察官釋放
最高審判檢察總署（HSYK）為所有檢察官和法官之上屬監督管理單位。一當所有檢察司法人員於執行上造成任何形式疏失時，一切責任均由司法部和最高審判檢察總署（HSYK）擔起。
除此之外，因為近日那些遭到懷疑為親近志願服務運動之司法機關官員們已遭調離其原職務之消息因透過大量媒體的宣傳早已滿天飛揚。
就在不久之前，那一些挺舊土耳其共和國的一些死忠支持份子們引用了，曾經有過這麼一位”親葛蘭的法官”在這起事件背後操弄的說法來有意暗中破壞”Ergenekon 審判”之合法性。這類做法實在有夠諷刺，那些不斷地抱怨法庭審訊期間冗長拘留期的人士現在卻反過來自我反駁，這些人抱怨法庭沒有及時拘捕Gazi公園的示威抗議者到案。這種指控同時間也被另一批有心人士四處散播，雖然並沒人起來響應這些指控，卻也沒聽到風聲說有人反對這類指控。
第三項指控：”與志願服務運動有密切聯繫之警方官員因為企圖燒毀抗議人士帳棚並因過度使用武力而造成這起示威抗議事件的擴大”
執行法律的人員為隸屬於內政部之國家公僕。而將矛頭指向一個公民社會團體（志願服務運動）認為它們應該為政府機關執法人員之行為負責任實為一種不合邏輯的做法。這些公僕聽令於政府並應對其負責。
此外根據後來傳出之消息指稱，政府單位早在該事件爆發的初期便早已經針對這起抗爭事件的應對措施做過方向設定，包括當地都會警察放火燒帳棚在內。
總理Erdoğan先生曾公開地聲明該是由他本人指揮執法官員們該如何應對這起抗議事件。同時他也聲明對於執法官員們的支持態度，最後還因此獎勵了那些執法的官員。
第四項指控：”對於發生於埃及的政變志願服務運動並不持反對立場”
對於一個在土耳其每起政變中均受到無辜攻擊的公民運動團體而言要它們不反對政變是不可能的是。極為明顯的事情是這所有一切的指控不過是要破壞這個運動的地位與名聲罷了。一個在公共領域中因為常態性地極度批評政變所帶來威脅的公民團體怎麼可能去支持任何形式的政變？
在此讓我們重申一件事，發生在埃及的對抗合法選舉產生的總統Morsi的軍事干預動作曾是，也一直是一起政變，因此，無論在任何一種情況下均不能夠被認同。
埃及的事件發生之後法土拉．葛蘭曾發表一篇言論，他只簡單地說了”民主又再度面臨到政變的挑臖”［在原文中葛蘭所用的土耳其文字是”darbe”，而這個字也相當於”政變”的意思］請參見（http://www.herkul.org/herkul-nagme/352-nagme-misirda-darbe-ve-ramazanda-tevbe/）葛蘭明白地說，光是用”他犯下種種錯誤”這種托辭就將埃及總統Morsi在他當選上任的第一年就把他拉下台來的舉動就像是在1960年5月27日，1971年3月12日，和1980年9 月12日年間發生在土耳其的多起政變事件一樣，它們都將在歷史上留下汙點。
所有跟志願服務運動保持友善關係的媒體機構的社論立場無一不批 判這場發生於埃及的政變。事實上所有來自這些媒體機構的報導都反對並批判該項政變。同時這些媒體也火力批判一些西方的政治圈當在面對這場發生於埃及的政變時所持的不道德立場。
第五項指控：”非主流權勢來自美國賓州。欲從政府勢力外獲取非主流權勢者走訪葛蘭。”
當有人因為造訪了一位受不同社會團體尊敬且愛戴的平民意見領袖時便被看成是意圖想要尋求獲得主流權勢以外的權利的這種指控是一種極為不恰當並且是一種誤導社會大眾視聽的做法。葛蘭先生一生的作為向來都是在他身體的狀況允許時對社會所有階層人士敞開大門表示歡迎，並跟大眾保持對話。正如許多受人敬重的人士曾造訪過葛蘭一樣，現任執政黨的成員也曾於多個機緣下造訪過葛蘭先生。而現在卻硬要他有違自己的價值觀，願望以及跟大眾保持對話的目的，將自己的大門閂起並拒絕所有拜訪他的人的做法則是有違他意願的舉動。
另外，如果硬聲要從一種純政治的角度來看待葛蘭先生跟社會大眾間的關係時，並有意將他們之間的互動關係侷限在一種純政治的範圍內的話則是對他們之間關係的一種極端錯誤的解讀。
在過去曾經有人對於葛蘭本人停留在土耳其感覺到不舒服。然而現在卻又有人對於葛蘭先生海外的訪客也感到有壓迫。大家請注意，這種態度跟一個自由人在民主中所該擁有的權力相沖，且意味著要將葛蘭孤立起來（運用製造一些錯誤印象，稱那些拜訪葛蘭的人士如果不是為了政治上的因素，要嘛就是希望做些政治上的聲明才去拜訪他的）。
第六項指控：”志願服務運動企圖滲透並掌控政府機關，以展開監控並企圖瓜分政治勢力”
在民主中一個政府的組成或解散均透過選舉而產生。在選舉之間其人民和公民團體對於政府，在所有議題上均擁有絕對的權力得以對其做出批評或建議。這種做法不得被視為干擾政府施政或管理。
持續的監督被合法選舉出來的政府是歐盟民主架構裡人民參與民主的一種基本原則，這同時也是土耳其所希望參加的一種制度。一個社會透過各種公民社會組織、反對黨，及自由且具批判力的媒體來充分地實現它的權利與責任。
一當各種公民社會團體對政府提出建言或批評時就被當成是企圖想要取代該政府，或是有意分割其政治權力，又對他們說他們”不該涉入政治”，”他們應該”去另組政治黨團”，或是應該”等待下一次的選舉”，這所有全是有違民主系統之精神、規範和價值觀的行為，並且完全不能被接受。
另外，社會中有許多來自各種社會背景的人士將志願服務運動所堅持的原則和理想內化於自身，想當然爾的社會中有許多贊同志願服務運動精神的人士透過他們自己的努力和成就在政府機關內獲得某種職位以實踐一個公民在民主國家裡的各種基本權利。
無論這些人士所持的觀點或所期盼的生活模式為何，如果要說這些公民在自己的國家裡合法地在政府機關中執掌某些職位為想要”接管國家”，是”滲透政府組織”，”企圖監控國家”，”創造國中之國”等行為時。所有這些主張全都不能被當成真誠的言語來看待，而且這所有的指控和罪名則令人聯想到流傳於舊土耳其共和國時代的那種思想和歧視的模式。
誠然，政府官員必需只遵照並幫助由合法方式選舉出來之上級長官的命令（所有命令必需都在合法範圍內）。因為這個緣故，如有任何政府官員據傳違反了法令或不遵照上級長官所下達的命令時，這些行為應當接受調查，必要時必須遭到解職或起訴的處分。
然而如因為一些未加證實的指控，例如這些人企圖想要”監控”或是”獲取政治上的權力”就企圖要解除某些特定”類別”或社會”某個部分“官員或公僕的職位時，就像過去曾經發生過的一樣，這種行為則違反了法律和民主最基本的一些原則。當然，透過正當法律程序被大多數人民所選舉出來的政府的政治和治國的各項決策都應該要被人民尊重；然而無故地將一些標籤（無故地給人貼上標籤是一種抵觸土耳其憲法的行為）貼到那些”跟志願服務運動友好的”人士身上，並解除其原有職務的作為是一種極端不民主的，且絕對不合法的行為。
第七項指控：”志願服務運反對和平解決庫德族問題”
志願服務運動打從一開始便支持和平解決庫德族議題。本會榮譽主席法土拉．葛蘭先生一向清楚明白地強調著”和平即善””善即和平”的這種觀念（請參見http://www.herkul.org/herkul-nagme/195-nagme-sulh-hayirdir/）葛蘭在這些事件發生之前和之後所做過的各種聲明的內容都非常的清楚明確，絲毫也不含糊，更是超越政府目前立場的。葛蘭在多項言談中曾清楚的表達過他的立場，最近的一次為接受在Erbil 發行的Rudaw報紙的專訪（請參見http://www.zaman.com.tr/yorum_hak-ve-hurriyetler-pazarlik-konusu-olamaz_2103914.html ）。在上述專訪中葛蘭清楚的表達過，以自己的母語來接受教育是一個人的基本人權，且不得成為任何協商之議題。
並且在另一方面在對於和平的進程和方向，誠懇的看法、建言或警告都不得被視為是對和平發展的一種敵對姿態。恰巧相反的，這些意見都應被視為期望和平過程能夠成功的一種正向貢獻。
記者與作家基金會曾於許多城市包括Diyarbakır 和 Erbil在內多次舉行過有關庫德族議題的會議。由志願服務運動志工們所經營的以庫德語教學的學校已在伊拉客的庫德斯坦運作超過二十個年頭了。第一個以庫德語播放的合法私人電視台的經營團隊是一群受到志願服務運動啟發的殷實企業家。
當以上所稱均為志願服務運動對庫德族議題所秉持之清晰的立場時，然而此時再隱喻志願服務運動是KCK偵查案背後的主導者，然而它卻又是正義發展黨所大力支持偵調的一項偵查行動時，於是這類指控便是種極度不公義的，並且明顯企圖誤導社會大眾視聽的一種行為。
第八項指控：”志願服務運動企圖促成總理於2月7日事件中遭到逮捕”
那些做出這類指控的人士既無法提出任何一種看似有理的、理性的，或者可以使人信服的理論來解釋志願服務運動做這些事情的目的為何，對要使總理遭到逮捕又懷有什麼樣的企圖，究竟是為了什麼？就在僅九個月前，就在實施公民投票努力地改革憲法後，志願服務運動有可能突然間決定要以這種方式來謀反嗎？
志願服務運動和一些媒體機構認為”支持”它就等於是對土耳其所有民主化過程努力展現的一種支持，也是盡一切力量揭露土耳其權力核心架構與關係的一種方式。這也就是為何志願服務運動和一些媒體機構支持Ergenekon審判案的原因。同時這也是為何一些個”親近”志願服務運動的媒體機構對跟庫德爾德族社會聯盟［註:“庫德爾德族社會聯盟，據稱為一個由庫德爾工人黨（PKK）恐怖組織延伸出來的聯盟”］有關所做的調查正面地回應了中央情報局調查案的原因；因為這些新聞媒體認為這些民主上的過程全都跟土耳其民主化進程步驟息息相關。然而這些行為並不能證明這個服務運動就有任何反對總理的陰謀和意圖。
在土耳其任公職的任何公僕無論是最高上訴法院中的首席檢察官－－還有那些官職較低的檢察官－－任誰都不具對總理或任何其他部長提出反對這些官員的權利。大眾需要注意的是，那些聲稱”總理即將遭到逮捕”的主張實在是駭人聽聞的一派胡言。
對於為何那些國會裡的正義發展黨成員和官員們（大多是律師）可以允許這一類的謠言及毫無根據並且其真實性完全未經證實的各種指控竟然如此大言不慚地在全國上下漫天飛揚我們不得而知。
第九項指控：”志願服務運動企圖將與某幾個政黨和一些人士展開一項選舉結盟”的行動
事實上志願服務運動從未曾也將永遠不會跟任何一個政治黨派或任何人結盟。
跟任何一個政治黨派結盟恰好違反了志願服務運動保持不結盟和希望保持置身於黨派政治之外之慣例。恰好相反的是在所有政治黨派中和各種意見、觀點裡都有他們的支持者。
雖然志願服務運動不跟任何政治黨派結盟，但是他們支持跟民主、多元化、人權、宗教及信仰自由、法律規範等之政策和實踐有關的所有議題，無論哪一個黨派重視這些精神，他們保持以不參加黨派、不結盟的立場來跟這些黨派維持關係。這種做法不僅只在實踐一種民主的權利，同時也是對土耳其和她下一代負責任的表現。但如果相反的狀況發生時，它仍然是以不參加黨派、不結盟的立場，但絕對不會停止對政治行為做批評或提出建言。這種態度和做法是為了國家最大的利益而為，它是經過一套原則所做出的決定，這種做法是完全超越政黨政治的。
第十項指控：”總理辦公室中發現的竊聽器為親志願服務運動人士所安裝”
志願服務運動從未參與過任何一項國家不同勢力間的爭鬥，因此不可能被人栽贓，說這個運動裡的人”竊聽總理”的電話，而且還是竊聽他的私人對話。
引人深思的事情是，這些指控和不實的主張從未曾被送交司法單位處理過，極為明顯的這就是一種犯罪行為，然而卻未見有任何人針對它們做出任何處置。事實上，所有的謠言和企圖製造社會大眾對志願服務運動產生懷疑的各種文章竟然被允許在社會裡到處流傳，而不是去揪出那些應該對此行為負責任的人或團體，並將他們起訴，在這一切的背後的確隱藏著不為人知的動機。
這全都是政府和司法機關應該負起展開調查的責任，該找出幕後兇手並將事情解決。
第十一項指控：”法土拉．葛蘭為何不回土耳其來？難道因為他住在美國且已經被他們影響了嗎？
提出這種主張的人士曾於多年前，當葛蘭先生依然住在土耳其時也曾提過同樣的問題。而這些人也曾指著美國說他們在操控全世界。如從這個觀點來看事情時，就算葛蘭回到土耳其來居住，那麼他又如何能夠避免自己不受到美國的影響呢？這幫人同樣地也曾對那些從未踏上過美國國土的人做過類似的指控。事實上在正義發展黨（特別在他們建黨初期）社會上也曾經流傳過風聲，稱他們是一個被美國牽著鼻子走的黨派。
葛蘭先生曾在多個場合中解釋過他不回土耳其定居的原因。他解釋過，因為擔心如果回到土耳其來，某些圈圈將會利用他的歸國和他的歸來來當做藉口以滋生出一些問題，而且還將盡其可能地破壞土耳其在民主方面的進步。於是，他說過，直到這些令人擔憂的因素消失，他是不會回國定居的。
此外有鑒於土耳其動輒變換的政治議題，無可避免地他自認將一定會招來媒體的注意力，葛蘭曾說過如果我回來”那些在過去曾經迫害過我的人，那些利用我的名字製造分散新聞注意力來利用政府的人，那些只為了要對付我而製造出各種對我不同指控的人，那些企圖置我於死地的人將會再度對我做出同樣的事情”。他說：當人活到了某一個年歲時，他認為，回到一個每一天你都無可避免地將會聽到同樣的指控，不斷地，一遍又一遍地一再重複著同樣的東西”那是一種很累人的事情。即使葛蘭不住在美國而是在其他國居住，他依然得要面對他今天所面對類似的指控和指責。
那一些發出以上不實言論之士已經洩漏它們不懷善意的意念並稱：”只需要一個檢察官和三位警官我們便可以輕易地說這個志願服務運動是一個恐怖組織並可以輕易地摧毀它們”。有人把政府有意關閉大學入學課程預備中心的決定歸咎成它們把這個運動弄到發展成今天這種局面的因素。另有人認為那一些與志願服務運動友好的公務人員被解職、調職是令人感到惋惜的事情，所有發生的這一切令人聯想到權力核心，和發生於二月28日的那起後現代政變的過程。
志願服務運動所做參與的一切活動向來都符合法律的規範。如認為政府將關閉所有由這個運動虔誠並立志要為社會服務的義工們所經營的入大學預備課程中心是政府要給它們難看的這種說辭是一種任由任何心識、理智正常的人都無法接受的一種說法。
最後的總結是，志願服務運動旨為要替人類服務。參加這個運動的成員為來自超過150個國家，個個都心懷犧牲奉獻精神的志工，其中有社會中的領袖、精英、律師、草根普羅大眾等。而這個運動從未曾，也絕對不會改變初衷去參與任何一種有違民主、人權、在地法律規範的行為。志願服務運動是一個由人所聚集而構成的公民運動團體，人會犯錯是天經地義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它不但敞開心胸接受批評指教，同時也誠懇地期望大眾不吝對他們提出建言。然而當在面對有人從事中傷毀謗意圖要抹黑它和它為社會所付出的一切時，它們當然不可能保持緘默，不為自己做辯護。發布這篇新聞稿的目的絕非有意阻止具建設性的建言，而是希望能夠在社會上建構一個允許探討這類事務的一種健康並具建設性的溝通平台。
